教盛国败
作者一再强调罗马帝国的灭亡实即蛮族与基督教的胜利，因之在这两个问题上着墨甚多，删节本也多予保全。罗马人将帝国以外的民族统称为“蛮族”。这些居住在帝国周围的民族往往构成帝国的边患。书中最初出现的蛮族是日耳曼人，有专章叙述他们的原始生活，并指出到2世纪后期他们已拥有以铁为锋刃的武器，发动过一次各族联合对帝国的进攻，为罗马兵团所击溃。但是到3世纪时，情况有了变化。帝国面貌依旧，但雄风已消，军纪松弛，边防削弱；而蛮族人口增殖迅速，有战士百万，并从罗马学到作战艺术，因之构成对帝国边境的威胁。法兰克人、阿勒曼人、哥特人此时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然而帝国仍有相当的抵御力量。特
别是奥勒良在位时整饬纪律，军威复振，威服各族，安定边境。书中对于他的祝捷活动作了详细描绘，在献俘的行列中包括了哥特、汪达尔、萨马提、阿勒曼、法兰克、高卢、叙利亚和埃及等各族战俘。但这已是强弩之末了。作者还评论了帝国在边境安置蛮族的政策。普洛布斯曾招募蛮族一万六千人当兵，分成小队，驻守边疆，并收容蛮族战俘和逃亡者在边境设置新移殖区，拨给土地、牲畜、农具，指望能够从中获得兵源以充实边防。然而事与愿违，蛮族人员不习惯务农，不愿受约束，往往流窜，成为暴乱之源。而当民族大迁徙的波涛涌起时，内外呼应，西罗马帝国遂被淹没。东罗马帝国的边患主要来自东方。阿拉伯人的扩张吞食掉其东部领土，土耳其人的崛起摧毁了这个古老帝国。关于基督教，吉本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我始终相信《福音书》的传播和教会的胜利与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密切相联的，所以我着重于这一变革的原因和影响，把基督教徒自己的著述和辩解同异教徒投向这一新教派的公正或憎恨的目光加以对照。”为节编本全文保留的第十五、十六两章即是按照这一意图撰写的。此时吉本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业已形成，对基督教的传统说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在第十五章开头的地方写道：“神学家可以……随心把宗教描绘为降自于天，披着原有的纯洁。史学家则……必须发现宗教在久居地上之时，已在一个软弱和堕落的人类中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腐化相混杂的污染。”他揭去神学家所加于基督教的纯洁外衣，冷静而客观地对基督教久居地上所沾染的尘俗现象作了深入的理性的考察。他的笔法是曲折、含蓄的，有时是借用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他介绍诺斯替派的教义时说，这个教派“对以色列上帝作了不敬的描写，把他说成一个易于冲动和犯错误的神，爱憎无常，……不能在这样的性格中看到全知、全能的宇宙之父的特征。”这样的转述虽然冠以“不敬”字样，实际却在张扬异端，贬抑“降自于天”的基督教。 书中对基督教大肆宣扬的神迹，例如驱除魔鬼，起死回生，舌割后而能言，耶稣受难后天地冥晦等一一加以否定。尽管这些神迹有教会文献可征，并经神学家、主教、教皇等先后作出见证，然而他却指出即使其中“最有力的见证”也不能“祛除不信者私下的、不可救药的怀疑”，这种怀疑之所以“不可救药”是因为它来源于理性的验证。从这里人们清楚地看到吉本的历史批判精神。
第一卷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老友休谟阅后写信给吉本称贺，并指出在第十五、十六两章的处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猜忌，可以预料一阵叫嚣的到来，也许作者还会在前途遇到一场斗争。此书在读者中赢得赞赏，但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议。吉本写了一篇《我的辩解》，取得了多数理智的世俗人士乃至教会人士的谅解，但仍有些人詈詈不休，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吉本后来承认，他起初感到惊惧，继而转为愤慨，最后则是置之不理。他继续撰写下去。
第二、三卷获得与第一卷同等的声誉。宗教部分依然保持自由精神，也再次遭到反对者的抨击。抨击主要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中心仍然是“神圣见证”问题。他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神圣见证的证据今天在任何法庭上都会加以否定，但是偏见造成盲目，权威拒纳良言，我们的拉丁文圣经将永远蒙受这种伪造经文的玷污。”
最后三卷出版依然引起喧嚣。他自思这几本内容纯洁，笔调平和，不解何以会引譬如此强烈的谴责。最后他得出结论：“这部《罗马帝国衰亡史》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似乎都击中了要害，也许今后一百年还会继续遭到责难。”事实果然如此。在19世纪中期，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教米尔曼在为其所注释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序言时，依然对该书加以批判，用意在于防止读者阅读本书后“产生错误印象”。批判主要针对前文所引吉本在第十五章开头的那段话，认为吉本对于“宗教的神圣起源”这一主要问题，采取了巧妙的回避或假意承认的手法。另外还指责吉本对于基督教故意贬抑。这篇序言指出，罗马帝国的进攻者，无论是军事还是宗教方面的，诸如哥特人、匈奴人、阿拉伯人或蒙古人，阿拉里克、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或帖木儿，在书中都写得充实完整，颇有生气；唯独对于基督教的胜利却写成一篇冷酷的批判论文。全书对基督教也不曾只字褒扬。这些大概就是卫道人士对本书深恶痛绝的地方。但是，广大读者对本书的看法却是截然相反的。
交口赞誉
吉本深有感受，写道：“公众是很少看错的。”而在学术界，更是受到推崇。第一卷刚出版，休谟即在信中告诉吉本：“此间所有的文化人对尊作一致赞美。”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对之交相称赞。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伯里在其所注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指出：“吉本在许多细节和若干知识部门中已经落后于时代，这一点只意味着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身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无所作为的世界里。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他仍然是我们的超越时代的老师。对于那些使他摆脱历史家的共同命运的明显特点，诸如伴随时代前进的大胆而准确的尺度，正确的眼光，周密的布局，审慎的判断与适时的怀疑，为自己始终如一的态度做出的堪称不朽的掩饰等，是无庸细述的。”这是对吉本准确而公平的评价。另一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弗里曼也指出，吉本始终不失为当代研究所不曾抛弃也不拟抛弃的18世纪历史家。今天距本书问世已二百年，人们在七十年代后期英法美意等国的史学杂志上又看到大量关于吉本及其巨著的论文。有些文章从政治、宗教、文学、哲学等角度对这部名著做进一步的探讨，也有些从吉本所处的时代、他的历史哲学、历史兴趣、编纂方法等方面对作者重新加以研究。看来这位18世纪的历史家在又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依然不曾被抛弃。《罗马帝国衰亡史》原文本在中国流传已久，近年来史学界有一些文章介绍和评论吉本及其巨著，可以吴于廑教授的《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篇）为代表。这些文章的共同看法是“吉本的历史批判精神，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突出表现在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教规等所持的批判态度”。这无疑是吉本此书的精华所在。
历史局限
然而，作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历史家，他的史观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吉本曾写道：“战争和政事是历史的主要课题。”他在这方面的叙述是不厌其详的，但对社会经济则不加重视。抛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谈论帝国的衰亡，是难以收到探骊得珠的效果的。另外，他过分强调历史人物的作用而忽略人民群众的影响。书中指出：人们的祸福无常，系于一人的品格。贤君在位则国治，暴君在位则国乱。书中虽然列举了多次起义和暴动，诸如造币工起义或巴高达运动，但是都不曾写出起义群众的声势和作用。当然，作者修史远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对于这些缺点，是不应苛求的。作者在运用史料方面有时失误，对此我们赞同米尔曼的态度：“尽管书中有错误，我认为它将永远是一部卓越的著作。”特别引起中国读者兴趣的是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及中国。他自承读过有关中国的材料。书中叙述奥勒良祝捷大典时，在一长串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名单中竟尔也列入中国使节。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史书中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汉朝的记载，可能也是商人的假冒。第四十章还有一段波斯僧人受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之嘱从中国偷运蚕子的离奇故事，其失实之处已在齐思和教授的《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篇）文中得到订正。吉本此书，风行甚久，英国出版商竞相刊印，因之版本甚多。外国书商也争相出版译本。吉本生前已出现法、德、意等文字译本。目前则有更多种文字的译本流传。名家也纷为注释，如英国伯里、法国基佐的注本都备受重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其流传之广，声誉之隆，在史学界是罕有其匹的。中译本最早系由王绳祖、蒋孟引合译的第十五章单行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后来又由李树泖、徐式谷续译了第十六章，与第十五章一起收入《外国史学名著选》（商务印书馆，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