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川端康成从追求西方新潮开始，到回归传统，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运用民族的审美习惯，挖掘日本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汇合，形成了川端康成文学之美。也就是说，他适时地把握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意识和技巧，同时又重估了日本传统的价值和现代意义，调适传统与现代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使之从对立走向调和与融合，从而使川端文学既具有特殊性、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川端康成这种创造性的影响超出了日本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艺术性方面，这一点对促进人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性。可以说，他为日本文学的发展，为东西方文学的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成功地将日本文学的传统美与现代主义的多种艺术技巧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中找到接合点”，从而开拓了新的领域，创造了独特的“川端康成之美”。
人物评价
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致授奖辞，突出地强调：
“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
“川端康成先生的获奖，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其二，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安德斯·奥斯特林最后宣读了奖状题词：“这份奖状，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
人物思想
川端康成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东方美、日本美的基础上，与他对东方和日本的传统的热烈执着是一脉相通的，其美学基本是传统的物哀、风雅与幽玄。
在川端康成看来，美与悲是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如在《不灭的美》（1969）一文里，他引用了诗人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句话“美在不断变化，但却不会泯灭”之后写道：“这句话渗透了我的心。”为什么他对高村光太郎这句话感触如此深刻呢?因为高村光太郎的话写于日本战败以后，他相信日本虽然战败，可是日本的美却不会泯灭。川端康成颇有同感。他也认为美有时是和战乱、失败甚至亡国联系在一起的，越是这种美越有感人的力量；比起修建金阁寺（1397）的足利义满将军时期来，其后修建银阁寺（1489）的足利义政将军时期的文学艺术更有吸引力，因为后者京都处于长期战乱状态，仍然保存并创造美。所以，他进一步发挥道：“在日语里，悲哀一词是与美相通的。”他在战后不久曾经表示，自己今后只能吟咏日本的悲哀了。据他解释，他当时所说的悲哀便包括美在内。又如在《日本美之展现》（1969）一文里，他指出平安时代（794-1192）的风雅和物哀成为其后日本美的源流。所谓“物哀”一词，本来含有深沉的感触、无名的伤感、多愁善感、人生。·无常、浮生若梦等等意思，文学评论家本居宣长（1730-1801）将它用于《源氏物语》的评论，认为该小说之主旨即物哀。可见川端康成在这里仍然以为日本的美是与悲哀分不开的。此外，据《作家访谈—川端康成》（1953，中野好夫）一文记载。
川端康成承认日本风俗、习惯以及感受方法中的哀伤情调浓重地渗入自己的心里，从而形成了一种感伤主义；他甚至觉得在战争时期的流行歌曲包括军歌中也往往充满悲伤的情调。 川端文学的美的“物哀”色彩是继承平安朝以《源氏物语》为中心形成的物哀精神，往往包含着悲哀与同情的意味。川端继承日本古典传统的“物哀”，又渗透着佛教禅宗的影响力，以“生—灭—生”的公式为中心的无常思想的影响力，在美的意识上重视幽玄、无常感和虚无的理念，构成川端康成美学的另一特征。
另据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纪念讲演《我在美丽的日本》（1968）里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倾向哀愁。在引用镰仓末期女歌人永福门院（1271~1342）的两首充满悲哀美的和歌之后，他表示：这些和歌“象征着日本纤细的哀愁，我觉得同我的心境颇为相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总是把美与悲联系在一起加以表现，构成一种既美且悲、愈美愈悲、愈悲愈美、因美方悲、因悲方美的独特格调，抒情味浓，感染力强。在这个意义上说，川端康成的小说堪称悲哀美的颂歌。
川端康成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他认为汲取宗教的精神，也是今天需要继承的传统。他向来把“轮回转世”看做“是阐明宇宙神秘的唯一钥匙，是人类具有的各种思想中最美的思想之一”。所以，在审美意识上，他非常重视佛教禅宗的“幽玄”的理念，使“物哀”加强了冷艳的因素，比起“物”来，更重视“心”的表现，以寻求闲寂的内省世界，保持着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但这不是强化宗教性的色彩，而是一种纯粹精神主义的审美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