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的过程完全不同。首先，美国物质条件的优裕免除了由社会贫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物质匮乏所导致的个人的封闭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不透明性”）、同情不幸者引发的“美德之恐怖”、暴力及军事独裁等等；从而能够致力于建立将更多的声音吸纳进来的民主机制。制宪者们是从各市镇之议会推选出来的代表，同样承受着来自“下方”的压力，但却不是从任何主观之心境、意志、品德开始，也不去寻找一个绝对性的原则作为源泉或合法性论证；正是制宪和创制活动本身已经承担了宪政构成的权威，体现了“前宪政”政治社会中不同的、次级的组织体（各市的议会及各州的自制法规），它们因人民的认可而具有制度上的权威性。
随后，是在已有的“宪政构成”的社会之上建立一个联合各州的权威的联邦共和制。因此。这个新共和体制自我正当性论证基础正在于保存和持续这个已经由人民自发性构成的多元的政治社会，在于其中各种不同的、由人民承认的因而具有权威性的制度。与欧洲现代国家仍然以统一、不可分割的主权为基设不一样的是，美国宪政所确立的国家以“权力的结合”为取向而形成“联邦”原则。
《黑暗时代的人们》
Men in dark times
1968年出版，这是一本“知人论事”的文集，“人物素描”占了主要篇幅，
他们大多是阿伦特的同时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时代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以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对阿伦特理论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渗入了太多美学因素；这些文章尤其表明，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阿伦特是如何敏锐、犀利并充满人情味。
《共和的危机》
Crises of the Republic
1972年出版。该书由三篇长文章和一篇访谈组成，是阿伦特对于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观察、沉思的结果。
第一篇文章题为《政治中的谎言》（Lying in politics），该文通过讨论“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美国政府迷信问题专家和公关形象专家，乃至越南政策的错误一再延误，揭示了一般人为什么会相信政府及专家的谎言。原因在于人类普遍习惯接受系统的、前后一致的说法。这种心理原本是人类理性推理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但是如果失之省察，它也可以被用来灌输与事实不符的谎言。谎言也是有系统、看似严密和有条理的捏造和编织。这种编织的结果会比事实本身更严密和贯穿一致，结果是人们宁愿相信谎言而不是事实。民主社会的政治谎言正像极权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提供了一套虚假的、看似符合逻辑的说辞来合理化当权者的政策。
第二篇文章题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这是阿伦特对于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包括反对越战在内的社会运动的有力分析。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征兵，公然违背了政府的法令，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如此理直气壮。阿伦特区别了“公民反抗”和“良心反抗 "性质上的不同。“良心反抗”是出于个人内心的要求（个人信仰、信念等），以一个人的内心平衡作为准绳，说到底将事情归结为个人的；“公民反抗”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为指归的社会运动，着眼于公共领域中的“善”而不是一己的“善”；落实到公共事务的改善而不是个人的解脱。在这个意义上，以良心的要求来取代政治的标准是远远不适当的。
与这篇文章站在“反抗”一边呼吁“反抗权”不一样的是，在另一篇《论暴力》（On violence）中，阿伦特表达了对于左翼学生运动中暴力倾向的忧虑。该文曾以单行本于1969年刊出，随即引起高度重视。阿伦特首先指出暴力并不是政治行动的本质，区分了暴力与权力如何从根本上性质不同；真正的政治行动的目标远非暴力，而在于自由权力。阿伦特继而区分了“暴力”（violence）、“力量”（strength）、“势力”（force）、“权威”（authority）等概念，指出在当代功能主义思考模式下，这些概念都被化约成达到统治的类似手段；但这样做只能使得人类生活的经验趋于单调。该书最后一篇是1970年接受德国作家阿得贝尔特·莱夫的采访，题为《关于政治和革命的思考》。
《心智人生》
The Life of Mind又作《精神生活 思维》
被公认为她最伟大的著作,也是她生命之火将熄灭前的遗世制作,这本书探索了沉思生活中的思维本身,这本书标志着一种转向。
这本书原计划由三个部分组成《思考》（thinking）、《意志》（willing）、《判断》（judging），终因心脏病发作，第三部分未得完成。已完成部分由她的好友作家玛丽?麦卡锡于1978年整理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阿伦特的思考仿佛又回到了哲学，重新审视“思想”的意义，但这回是放在人的思考机能能否增进他的“行动能力”方面；在何种意义上，思想能够增益人的明辨是非、分别美丑的能力？即阿伦特仍然是在她的“行动世界”的框架里进行她的哲学探索。
《康德政治哲学讲稿》
Lectures On Kant''s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阿伦特在“新社会研究所”及芝加哥大学所作的关于康德哲学的讲座，其中所谈的就是在《心智人生》中未完成的“判断”部分，对于了解阿伦特最后的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阿伦特认为在政治判断中存在和美学判断相似的机能：“由特殊见普遍”；与自身对话及在想象中与他人讨论的“反省判断”；依据他人在场、以他人为导向的“共同知觉”（common sense）等。总之，判断的过程是与他人交流和沟通的过程；艾克曼这样的人是在失去了与他人任何直接和间接交流的能力，“无法从别人的立场来看问题”，才变成了只会重复陈词滥调的“空洞”之人，因为缺乏独立判断的习惯而充当杀人机器的盲目执行者。
《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
Hahel Varnhagen：The life of a Jewess
这本书写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其中最后两个章节是在法国流亡期间写成的，德文版1958年，英文版直到1974年才出版。这本书受到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女性主义学者，将此当作一个女作家如何通过书写他人，而完成自我梳理、自我觉醒和最终找到自己的过程。拉赫尔是十九世纪初期德国著名的沙龙女主人，与歌德、史莱格尔兄弟、黑格尔都有过交往；但终免不了一生凄凉，临死前意识到这与自己犹太人出身有关；光是靠生活在浪漫的爱情和诗歌中无济于事。拉赫尔的沙龙故事和阿伦特早年的爱情故事有可类比之处。
当阿伦特作为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女学生时，很快陷入了与老师海德格尔的恋情之中；四年后海德格尔把她送到雅斯贝尔斯那里完成博士学位，中止了这段恋情。孤独、悲苦的阿伦特在结婚之后仍很难完全从这桩感情中摆脱出来。在拉赫尔的沙龙故事和阿伦特的爱情故事之间存在着十分明确的重合之点：拉赫尔的沙龙将客观事实拒绝在外，推崇主观的、诗意的、孤独的美，并认为这些东西独立于世界之上；而阿伦特和她老师的关系也是不宜示人的，具有一种“无世界性”的秘密的特征。通过写作这本书，阿伦特获得了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另外一种眼光和起点，即对客观世界有一种真正的兴趣和爱，而不是沉浸在主观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