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
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 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政治贡献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割地定制、礼治天下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重农抑商、以农为本
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 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 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 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儒法结合、瓦解匈奴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 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 辅以“三表 、五饵 ”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 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 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文学成就
散文
(参见贾谊的作品词条《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等)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当今之务”,使其政沦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
贾谊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赋
(参见贾谊的作品词条《吊屈原赋》、《鵩鸟赋》等)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
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辞清而理哀”(刘勰),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
《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受庄子寓言影响,以人鸟对话展开,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同时此赋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马积高《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