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以示满汉一视之仁。 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
手。 他又颁敕江南等处，公开声明改变多尔衮在世时凡因抗拒后来降者多被诛戮的做法，而大开生路，允许他们改过。
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故意为郑成功在东南的抗清活动开脱，把郑成功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地方官不体会朝廷的深意，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后，赦免其罪并授官，可以驻扎在原地方不必赴京。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 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并对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表示谅解。但郑成功并不剃发，且提出清廷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招抚郑成功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福临的招抚政策仍然坚定不移。
顺治十四年（1658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走投无路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非常高兴，称赞孙可望是识时务的俊杰。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对他的厚待。但满汉朝臣对孙可望的势穷来降却怀着傲慢的态度，甚至纠他的悖谬之罪。对此孙可望心虚胆战。但是福临表示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福临吸取明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陈述革除积弊的办法。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的人要保奏，不能担任的要立行参劾。 为选好知府，他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实行京察大计， 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 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察吏安民。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的根源。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设十三衙门专为管理太监干涉一事。如有内外勾结的情况，一经证实立刻惩处。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
早在顺治初年，多尔衮根据清朝皇室与蒙古联姻的老传统，已为福临聘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方完婚，并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福临奏皇太后，降皇后为静妃，改居侧宫。 九月初，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不同意废后，建议皇后应正位中宫。议上，福临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下令再议，并责令孔允樾“指实具奏”。孔允樾上疏引罪，“静听处分”。最后济尔哈朗等再也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后遂废。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福临再聘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六月册为后。可是，福临对这位新后仍不惬意。
民族
福临
对汉人官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他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满洲，甚至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
顺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在京查获一起李应试案。福临除将李应试等首要几个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孙亲戚等，皆免拿问，不加深究。这在善搞株连，动辄兴起大狱的清初来说，确是一个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与之后竟没有一个汉臣和言官对此发出只字议论。这是满洲王贝勒勾结恶人作恶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帝国，但福临由于维护满人，所以也就见不及此。显然他是把满洲贵族作为法外之人。
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
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崇信喇嘛教，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年）前来。福临亲政后派遣官员再次请求，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经济
福临在稳定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战乱之后，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由于连年用兵，国库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已至四百余万两，赋亏饷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福临认识到军队没有粮食就会叛乱，人民穷困就会偷盗的道理。 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较突出的有鼓励垦荒等政策。
福临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具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在辽东一带更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
人们赴辽东开发。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同时还规定了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垦荒的奖励办法。并规定如果开垦不实或者开过复荒，新旧官员都要分别治罪。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垦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但因当时全国战火未熄，社会仍在动荡之中，总的说来收效不大。
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很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福临亲政后对隐匿土地者实行了宽大政策。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此外，福临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但同时为解决燃眉之急，他还准许富绅捐官，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区征收练饷、辽饷。这类互相矛盾的现象，曾不断出现。
文化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
连绵不断。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