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名就的西乡，出于封建思想，认为自己功名地位高于萨摩藩主岛津家，有损“忠臣”的声誉，遂于1870年1月辞职，回鹿儿岛做了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 西乡离开中央回到地方，还因为他对明治政府实施有损于下级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满。他很同情下级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的悲惨遭遇。他在请求萨摩藩政府救济一个参加内战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言志诗写道：“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他看不惯许多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穷奢极侈，指责他们为“利”忘“义”。西乡的个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们推崇。正是在这些内政问题上，西乡与大久保等人产生了矛盾。 西乡、大久保等人尽管有矛盾，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建立近代国家，使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必须消除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从1871年起，他们又在这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全力进行废藩置县的改革。
1872年7月，西乡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在此前后，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 西乡、大久保、木户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
在此前后，参与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资产阶级改革。1873年10月，因“朝鲜派遣使节问题”与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1877年1月—1877年9月，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24日兵败，死于鹿儿岛城山。
愤而辞职
维新， 是一次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一部分旧权拥有者必然会失去原本拥有的资源和权力； 维新，
用句时髦的话讲， 也是一个管理扁平化的过程， 一部分中间阶层， 必然会被淘汰。 这就是一个从最上和最下两个阶层向中间阶层挤压的过程， 而这中间最终被剥夺出的权力和省出的资源， 就会重新分配到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中去， 从而使管理和生产都达到新的平衡。好比“攘夷”， 实质是剥夺西洋殖民者的资源和特权为本国所用， 然而相对当时的日本， 西洋殖民者是十分强大的，即便萨摩长州这样的强藩在与他们对敌后也深深意识到无法与他们抗衡， 如果硬要剥夺他们在日本的资源， 很有可能反倒被这些船坚炮利的家伙彻底打倒， 连主权（本国政府分配自国资源的权力）都丢个干净。 因而不如承认他们在日本的存在， 甚至与之结盟， 换取他们的支持， 和必要的军事技术援助， 以获得更高的发展资源(所谓“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和挤压其它阶层的能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倒幕）； “倒幕”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天皇之下， 各诸侯之上的幕府将军这一阶层， 剥夺他的特权， 领地， 剥夺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力， 所谓“解放生产力”； “倒幕”成功之后的“废藩置县”则等于把这把刀又砍向了诸侯， 剥夺他们的资源和权力。 然而进一步呢， 进一步的军制改革， 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 让更多的人有为国尽忠的荣誉感和升迁的机会， 于是， 这把刀又砍向了下级武士。 如果要说到背叛， 倒幕过程中出过力的诸侯和下级武士都是被新政府背叛了的， 而最终得益的， 有最高层的人， 也有更大多数的日本平民。 为了日本能真正实现军事上的近代化， 对下级武士这一阶层， 是必须背叛的。 西乡是赞成新的军制的， 他知道从公而言， 新的制度能够让日本更加强大。 可是从私而言却不好说了。 诸侯在倒幕过程中出过力， 他们的资源和权力被剥夺以后还可以成为新的财阀， 地主， 就算不过奢侈糜烂的生活吧， 至少生计不愁， 而下级武士， 数目庞大， 作为个体而言， 原就拥有不多的资源， 再被剥夺从军特权， 往往就衣食无着了。 西乡在把自己的武士之刀砍向幕府和藩主时根本就不曾犹豫过， 可要砍向一贯支持维护自己的群体－－下级武士时， 他就犹豫了。 西乡不能忘记这些与他并肩的战友， 因而在初始阶段， 他进行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的编制， 就是为了给这些并肩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 可近卫军的编制也是有限的。 虽然西乡本人非常豪爽大度， 每当有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 假如他不能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 就任其在门口的钱柜那里取用。 然而这点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也很易遭忌， 容易给政治上的对手制造类似“西乡又要收买人心造反啦”的谣言的机会。
于是西乡想出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 “堤内不足堤外补”， 让下级武士们去侵略别的国家， 从新的领地内和其它国家的人民身上取得新的特权和新的资源。 为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本身计， 其时这也确是一条出路。 可是说说容易， 当时世界列强环伺， 好地儿早就被抢占一空。 咱大清也还处于“同治中兴”阶段， 看不出是条龙是条虫， 咋办？ 那就只有台湾， 朝鲜两处可打， 此二地远离大清统治中央， 列强还未染指， 也许也不会造成清的强烈反弹。 其实当时日本朝野都有征韩征台之念， 就连后来反对西乡最力的大久保， 山县等人也一概赞成扩张， 无非是“急征”还是“缓征”的区别。 而西乡恰恰是站在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 强烈呼吁“急征”的。 他急于在以平民为主的政府军还不具备强大战斗力时， 用世世代代以战斗为专业的军人－－下级武士们来进行这些对外侵略， 也使他们迅速在新的殖民地上找回他们在本国丧失的特权和利益。西乡主张对台湾， 朝鲜要“夺取此等之地，归为我有，以永镇皇国之南门”， 具体呢， 他求自任使节使韩，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鲜(“无一事不可为外人道”的西乡， 对外还是想用激幕府先行进攻的那一套谋略啊)， 假如朝鲜中计， 杀了他，日本就可名正言顺派兵征伐， 此时的西乡， 于日本人观之， 不可谓不勇， 谋国亦不可谓不忠， 然而倘于韩人观之， 则他也要被列入诡诈奸徒的行列了吧， 一个人的历史定位， 原本就是只定义在他所维护和维护他的人群的基础上的啊。
与西乡对立的大久保等人，认为应以内治为主，先建立起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后勤制度， 才能展开对外征伐， 贸然用武士征伐， 很有可能因后勤， 补给不足， 又因大清的强烈反弹和西方强权的干涉而失败。 因而极力反对“急征”， 先前倒幕时期的好友， 如今倒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大久保等人采用多种政治手段各处游说。 站在大久保一边的山县有朋也运用谋略于台前幕后多方奔走。 因为， 他要维护新的政府军的利益， 同时也维护自己在政军界的利益。 另外还有不少长州武士出身， 已经成为政府高官的人， 也准备充份利用西乡和大久保之间的这一矛盾， 搞倒西乡， 从中渔利， 以抬高长州派的人在政府中的地位。
而与他们相对的西乡， 此时却似乎真的仅以一个英雄和偶像的形象出现， 他把一切政治工作都只做在明面上， 希望仅以自己的忠心和名望打动公卿大臣和参议们， 希望他们不要背叛曾一起战斗过的下级武士们。 他似乎真的想作那个心目中“无
一事不可为外人道”的司马温公了。 然而， 政治斗争是一场特别的战争，需要特别的技术手段， 需要特别的谋略机巧， 仅仅靠“光明正大”四个字是无法在这场关乎公私两种利益和理念的战争中胜出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