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重视吏治。雍正赏识执法严，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有开拓气魄，政绩显著的官员。如田文镜、李卫在河南、浙江清查钱粮做得好，被誉为“模范督抚”。康熙末年财政亏空严重，雍正位后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他组织了一个得力的领导班子，由康熙十三子怡亲王胤祥总理事务，皇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清查亏空首先在中央进行。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进行。清查不力的官员，则予以调查处理。清查使财政好转。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雍正帝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帝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改革，那就是削除一类人的贱民籍。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陕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编入“乐户（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命令摘除其“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蜑户”籍，使其成民户。
军事
雍正帝继续执行清朝的扩张政策。康熙帝三征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二十万人进攻西宁反清，雍正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讨伐，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
经济
参见词条：雍正查亏
清理钱粮亏空，是雍正帝关注的另一重大问题。他即
位不到一月，就将此事提上日程。雍正帝认为钱粮亏空的主因是上司勒索与官员自身侵贪，这一判断切中要害。据此，他向各级官员发出警告，要求不得苛派民间，限期完结亏空，否则从重治罪。之后，雍正帝又成立了专司审查钱粮奏销的机构——会考府，由其亲信怡亲王允祥主持。同时，他还令允祥管理户部三库，以整顿财政。
除此之外，雍正帝还加大对亏空钱粮官员处分的力度。他一改其父的纵容态度，凡亏空钱粮者一律革职，并由本人负责归还。雍正二年八月，雍正帝鉴于相关案件量刑过轻，加重处罚：“那（挪）移一万两以上至二万两者，发边卫充军；二万两以上者，虽属那（挪）移，亦照侵盗钱粮例拟斩。”对因贪污、勒索而造成亏空的官员，雍正帝毫不留情，凡有犯者即革职抄家，用其家产赔偿亏空。他特别设置了一个封桩库，“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经过多年努力，康熙朝遗留的亏空基本追缴完毕。各级官员也大受威慑，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帝曾说，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 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银制度”，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乾隆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
参见词条：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古代收税，只到老百姓家，官绅自外
。老百姓还要当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绅是属于统治阶级，不必当差不交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让他们也交税当差，当然不是真要他们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银两兑买。但由于触及官绅利益，因此实行起来有较大难度。但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必须暂时牺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这种暂时的利益牺牲是为了王朝巩固之后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雍正帝用了很大精力，实行禁用铜器的政策，这是保护钱法的需要。他于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员，设立收买铜器公所，动用藩库钱粮银子为基金，大力开展民间收购。 雍正帝注意铜的生产，然而它的产量没有达到铸钱的需要，所以尽量他大力开展铜禁活动和严行私铸处分，仍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
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雍正帝继续蠲免钱粮政策。据《清史稿·世宗本纪》，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灾区的赋税和一些地区的漕粮。
但是，他过分重农抑商，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文化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同时又将唯唯诺诺已经去世40多年的汤斌入祀“贤良祠”，树立为正面典型令汉人效仿。
雍正帝继位后，一方面遵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国策之旧，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第二，以传统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政治统治。
民族
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改革。雍正四年（1726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改土归流对于减轻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帮助，对清朝实施全国性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有重要意义，但清朝在推行改土归流时过度强调使用武力，对一些地区的反抗采取了残酷的武力镇压，也给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