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郑国在经历了共叔段之乱后内部一直很安定。祭仲、子封等一批大臣围绕身边，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太子和公子们也都相安无事，效力于国家，这不能说与郑庄公的领导无关。说明郑庄公是颇懂治国安邦之术的。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较高的领袖的素质。当时，周王室权力日趋衰微，各国诸侯都在积极行动，谋为霸主。而郑庄公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
作为周王室的执政官，他一心一意辅佐周天子，替他出兵攻打不朝不敬之人，连攻占的土地都不肯据为已有，但却两次被周王夺了权。鲁隐公3年，因为周平王不再信任郑庄公，因而周郑互换了人质。平王死后，周桓王即位，却单方面撕毁合约，想移政于虢公。于是郑庄公一气之下派人割了温地之麦，收了成周之禾，一度与周王结怨。但不久又去朝拜周天子。
在“王不礼焉”的情况下，想方设法通过齐人打通关节再来朝王。第二次被周王夺了权，生气不朝王，王却兴师来犯。在不得已御敌且又大败王师的情况下，又派使臣前去慰间周王及其左右。可见为了做到尊王守礼，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道德要求，郑庄公是多么地忍辱负重!
反叛传统
郑庄公出身于世家贵族，他熟知传统礼教，但又不满传统礼教，他是春秋政治舞台上桀骜不驯、最先反叛礼教的人物。传统礼教和道德的一个核心是要求人们为子尽孝、为臣尽忠，郑庄公恰好在这两个方面产生了叛逆意识。他的母亲姜氏暗中支持弟弟的叛乱，郑庄公辞别母亲，假称往周，其实却往廪延（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古黄河南）准备围歼叛军。叛乱平息后，他将母亲与段的往来书信转送姜氏观看，命人将她送往颍地安置，并传话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人死了被葬于地下，才见到黄泉之水，郑庄公的话对母亲没有一点客气。后来在谏臣颍考叔的说服和感化下，对他母亲又作了重新安置。在与周王的关系上，他和传统礼教离得更远。除过抢收周禾和假命伐宋外，周郑交质和射王中肩两件事极大地震动了列国，周天子第一次在战场上败给了曾向自己纳贡称臣的诸侯国君，蒙上了奇耻大辱，从此，周室对诸侯国的非礼所为只能苟且隐忍，而不敢妄加干涉。例如，后来齐宋等四国伐卫，周庄王欲出兵救卫，朝中大臣多不赞成，他们的理由是：“王室自伐郑损威以后，号令不行，今齐……不可敌也。”“伐郑之役，先王亲在军中，尚中祝聃之矢，至今两世，未能问罪，况四国之力，十倍于郑。”周朝君臣援引周郑交战之事，完全放弃了对诸侯行为的干预。而有些诸侯国也援引射王事件，公然蔑视王室，僭越礼仪。例如地处南方的楚君熊通当时请周桓王给他尊爵，桓王不同意，熊通斥责周王说：“郑人射王肩，而王不能讨，是无罚也，无赏无罚，何以为王！”遂自立为楚武王，周围小国遣使称贺，周王无可奈何。郑庄公抵御王师等叛逆行为打击了周室的威望与自信，开了列国蔑视王室的先河。
郑庄公是一个不安于本分的人物，他怀大志于胸，不屑于在传统礼教所允许的狭小空间窒息自己旺盛的活动力，他要在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地显现自己，要冲破对自己个性的束缚和限制，因而要反叛礼教。然而，他生长和活动于礼教意识极为浓厚的社会，他个人能够掌握的力量又一时有限，因而又必须在许多方面借助于礼教的作用力：例如母亲姜氏曾请求将制邑（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又名虎牢）封给段，而制邑地势险要，先前曾有大臣居之造反的先例，庄公不想予段，于是对姜氏讲：“制邑岩险著名，先王遗命，不许分封。”对付姜氏，只能打出先王旗号，借助于恪守先王遗命的礼教；后来实施伐宋的战略目标，为了纠集更多的国家相助，他又假传周王之命，借助于“奉天讨罪”的礼教。因为这个原因，他对传统礼教又有所让步和屈服。例如他已发誓和母亲再不相见，但不久后悔，最后作了重新安置；他将周太子留质于郑，在郑厚加相待；他抢收周禾、射王中肩，二事之后都向周王谢罪道歉；他对射王中肩的肇事人祝聃劳而不赏，以示无功。郑庄公对传统礼教的反叛是不彻底的，他对礼教的让步和屈服，既是一种政治策略，又体现着他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
历史评价
人物形象
郑庄公在位43年，《左传》从鲁隐公元年记起到鲁桓公11年庄公去世，22年中，他的事迹在《左传》中是有许多记载的。他是这段时间内《左传》记载的最活跃的一个人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评价任何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要从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全面地具体地分析，这样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左传》严格地说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它是一部具有较强文学意味的历史著作。而对于郑庄公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更要以历史的、科学的、公正的态度，从全面的、整体的角度出发，去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样才能给其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本着这一原则，不妨先来看一看在《左传》的描写中郑庄公是怎样一个人，然后再分析《郑伯克段于鄢》，看人们对郑庄公的评价是否公允。
首先，在《左传》的有关描写中，郑庄公是尊王崇礼的。他的一些作为在当时王权日趋衰落的形势下是很受时人称许的。鲁隐公8年，郑庄公因周天子久已废弃了对泰山的祭祀，就想用泰山旁的初地交换鲁国的许田（鲁桓公元年），为此事又增加玉璧给鲁国，才换得许田，以便祭祀周公。可见郑庄公是很重礼仪的。
鲁隐公5年，郑庄公到周都朝拜周天子，周桓王不加礼遇。鲁隐公7年秋，又通过齐人朝王，《春秋》称其“礼也”。
鲁隐公10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夏5月，郑、鲁、齐攻宋，郑连战连捷，但却将占领的宋之领土全部都给了鲁国。《左传》说：“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道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鲁桓公5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结果大败王师并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郑国大夫祝聊请求追击周王，郑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樱无损，多矣！”意思是说，君子都不愿出人之上，我又怎么敢侵凌天子呢！如果能自救使国家不受损失，就不错了。”并且连夜派遣祭仲去慰问周天子及其左右。可见郑庄公是尊王重礼的。
其次，郑庄公具备了当时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所必须有的良好素质，但却一直也没有称霸诸侯的野心，更加说明了王权意识、道德观念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人物特色
郑庄公虽然尊王崇礼，但并不因循守旧。他的某些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于主道和礼仪制度的新认识。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郑庄公所活跃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的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由宗法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宗法制度崩溃、伦理道德沦丧，各种礼仪制度及社会风俗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就父杀兄、盗母偷婶、背信弃义，统治阶层中的一些腐朽荒淫者真是无所不为。生活主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的郑庄公也难免受到影响。比如鲁桓公2年春，宋臣华父督因见孔父之妻美丽，于是就杀了孔父占有了他的妻子。宋君疡公不满此事，华父督就又杀了疡公。
对于像华父督这种杀人夺妻又轼君犯上之人，当时的诸侯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相反，齐、鲁、陈、郑、等国却都由于接受了贿赂而一起扶持建立了华氏的政权。鲁国还把接受的贿赂——从宋国取得的部国的大鼎，公然摆放到太庙中，说明当时人们的道德意识已是衰落到了顶点。在这种现实环境中，郑庄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也难免受到冲击。
又比如鲁桓公6年，北戎伐齐，齐侯乞师于郑。郑派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当时其他诸侯国也都有兵来救齐，但只有郑师有功。齐侯送来慰劳品，让替周王室主持礼仪的鲁国人分发，而鲁国却按周天子封爵的次序把有功的郑国排在了后面。这种恪守等级差别秩序的守旧做法引起了郑庄公的不满，所以才引发了后面郑与鲁郎地之战。周王两次夺郑伯的权，郑伯也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说明，郑庄公的思想认识上虽有较浓厚的尊王崇礼的传统观念，但却不墨守成规。他的思想行为同样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王权意识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