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为积累和介绍科学文化知识作出了贡献。科学发明都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实现的，而科学家知识的增进和信息的取得，又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出版物具有这样的特性：把前人的科学技术知识用简明的方法加以总结归纳，为人们学习、创新提供基础知识。古往今来，社会的文化教育通常是从图书学习开始的。图书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且可以使人们用最廉价的方法取得生产、生活和科学知识。出版所以能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是由于图书所凝结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果。图书在沟通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今世界市场日益扩展以及出现新的传播技术的条件下，人们若要系统了解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情况，还是需要通过出版物去了解，从众多的图书和刊物中获取资料和信息。出版物是人们不断取得信息的重要源泉。
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出版物为媒介，对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的影响不容置疑。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迅速提高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水平，通过出版物的媒介，引进世界上新学科、新技术和新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并将取得重大成果。
流程
一本书从选题、组稿、编著或翻译、编辑审读、加工到出版发行，要经过许多环节和一系列的具体手续。
出版社一般根据长远和近期的选题规划以及当前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提出选题，物色合适的著（译）者，并与著（译）者签订图书出版合同。著（译）者根据与出版社协商同意的内容及图书出版合同中的约定进行编写或翻译工作。
除出版社主动向著（译）者组稿外，著（译）者也可以主动与出版社联系，自荐欲著（译）书稿或自投已写（译）好的稿件。我们希望著（译）者先与出版社联系并列选后再进行写作。著（译）者在联系信件中，除将本人简历和主要情况做一简要介绍外，应讲明撰写或翻译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该著作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并提出简要的编写提纲，以供出版社研究是否列选。对于翻译著作，除介绍翻译价值、原著作主要内容和特点外，还应提供该书目录中译文和版权页复印件。对于著（译）者的自投稿，出版社根据稿件质量和读者需求情况，决定是否采用。
著（译）者完成初稿交出版社后，出版社要对稿件进行全面审读。必要时，出版社将请相关专家或召开审稿会审查书稿。翻译稿一般要请人校订，必要时还要看试译样稿。决定采用的书稿，即由出版社进行编辑加工及复审和终审，这一阶段会对书稿提出需要修改、补充或删减等意见，著（译）者应予以配合，认真修改。著（译）者如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经协商一致后定稿。如果稿件不符合出版要求，并经反复修改后仍达不到要求，出版社可按合同约定退稿。
完成编辑审稿和加工工作的书稿经装帧设计后发送排版，在按规定进行校对后，经印刷、装订，正式出版。为了保证书稿质量，除需要出版社内各环节密切配合外，特别希望著（译）者交付符合“齐、清、定”要求的稿件并在著（译）和出版过程中与出版社很好地合作。
自愿登记制度
制度
我国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制度，出版作品不论是否出版，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我国实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或者出版自动形成著作权登记，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
发展
古代
商业出版活动存在于我国古代出版体系的各个阶层，而最具代表的是书坊刻书体系。坊刻以其敏锐的市场
眼光、灵活的经营手法、独到的读者服务意识而独树一帜，其刻书之繁多、分布地域之广泛、从业者之众多、经营手段之多样，令官刻、私刻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有了书坊刻书才有了我国古代出版业的兴盛与繁荣。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读者服务意识贯穿了商业出版的整个经营活动；推销图书产品，占领图书市场，树立自身形象，无不以读者为着力点。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经营活动，对正确评价古代出版商的历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读者服务工作，应是不无益处的。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市场意识了解读者，从读者的文化需求出发，决定图书的选题、出书品种，是历代出版商的经营思路。书坊刻书通常被认为是“旨在牟利”，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读者购买力的支撑。因此，书坊出书的品种繁多，经史子集、历书、医书、类书、阴阳、童蒙读物、科考用书无所不包，读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选题。在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同时，也达到了“射利”的最终目的。
现代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曾经说过：“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飞黄发达的大国，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但有一点是奇怪的，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显得很不相称。”因此，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较滞后，至今还处在学科建设阶段。我国古代以来典籍浩繁，目录、版本之学和图书史、印刷史等发展较早，往往含有编辑史、出版史的重要内容，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很有价值，但还不是编辑出版史的论著。上世纪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可称“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出版界简史》(杨寿清著)，作者显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响，在创作意图上
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内容并不完整，篇幅也较单薄，但作为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史问世，是有历史意义的。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在建设初期，出版家张静庐在出版总署任职，他首先重视出版史研究工作，独力搜集史料，开创性地编辑、注释而成的八大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该书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资料，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注重革命进步材料，又由于陆续搜集编辑，出版时间分散，读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张著开风气之先，对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贡献，功不可没。
20世纪下半期，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走过起伏、曲折的发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残和破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出版业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复、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征程。出版界经历了半个世纪漫长的历史，蕴藏着一股研究出版理论(包括编辑史、出版史在内)的热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颁布，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重要纲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机构等。从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角度来看，就大大地调动了业内有识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纷纷从总结出版历史经验、撰写出版回忆文字入手，进入研究编辑史、出版史的行列。
差不多在此前后，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乔木于1984年10月为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给教育部写信，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设立编辑专业开始，全国陆续有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等不少高等学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以及出版研究所，并设置“中国编辑史”或“中国出版史”课程。这些措施，对于聚集专家，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显著的效果。比如已经有一批出版史的硕士、博士论文，有的还得到正式出版。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编辑史、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教学和创作人才。这支研究队伍是由出版业内人士、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和相关科研部门热心编辑史、出版史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值得高兴的是，这支研究队伍尽管并不很大，但它的特点是在志同道合、取长补短、团结合作、携手前进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这是出版界、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人士学术研究的基本力量。上世纪最后20年内的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都是与这支研究队伍学术勤奋、辛劳开拓的努力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