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风格
独创性的创作风格总是要通过不同文章体裁的熔铸，而呈现在具体作品之中。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艺作品从非文艺作品中界限出来了。它已远远超越于其划分文体论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美学意义。它开始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的萌芽。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的成果，在曹丕心灵中的破土而出。正如鲁迅所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典论·论文》论文学的价值论与社会作用
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曹植：《与杨德祖书》）然而，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认为文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国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自身。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这样从事诗赋创作，亦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亦可以“声名自传于后”，亦可以“不朽”。
可见，这个“不朽”说，固然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
中引申而来的传统说法，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正如李泽厚所说：“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这反映了曹丕同时代人，由于“文学的自觉”所带来的人的新觉醒。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前的建功立业，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后怎样才能“不朽”。于是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人们终于找到了、明确了诗赋确实是这样一种可以“不必寓教训”，而却可寄寓自己思想感情、欢欣、苦恼和追求的艺术载体。这样，尽管“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生命无常，“志士大痛”，感性个体的血肉之躯难免要消逝，然而理性个体的精神信念，却可以包孕于“不朽”的诗赋的深层意蕴之中，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无限留恋、执着追求的蕴藉之情和愤发之意。可见，“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两者之间，确乎体现了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审美的的历史统一。《典论·论文》确乎是建安时代的文学精神的宣言书。
表现意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文学影响
曹丕《典论》5卷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汉末文学已逐步与经学分离，成为一种专业。文学的繁荣，特别是“建安文学”的形成，使文学批评得到了发展。《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以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为对象评论文学的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先从批评“文人相轻”的恶习出发，指出：“文非一体，鲜能筹备”，要求人们必须以“审计度人”的态度和对不同文体作不同要求来评论文章。他认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同时提出“文气”说，认为“文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并以此衡量作家的优劣得失。《典论论文》还论到文章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与建功立业并重的地位。
曹丕在称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与吴质书说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当时曹丕和文士们是很亲密也是很投机的。从他的《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看出曹丕对文学是很重视的。而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典论·论文》便集中的表达了他的见解。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章不朽说。《典论·论文》中有一句经典话语广为流传：盖文章经国之盛事，不朽之大业。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
传于后。”这句话，明确地体现出了儒家的观点，而非道家的出世理念。在这里的文章两字，自古以来便有争议，一说是指政治学术著作，而不是文学作品，另一说则恰恰相反。而联系《典论·论文》中所举出的建安七子的文章则大多数是审美的。造成这一认识误差是因为古代“文章”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要比现在广泛得多，将政论与文学作品都包含在内，而古人也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纵使是实用性的文字，也要追求文采。有关这一点，章太炎在《国共论衡》中有过过论述：文章即文彰。来源于《论语》中的“焕乎文彰”，这就说明了古时的文章带有强烈的审美意识。
文章不朽这个理论也有其来源。《左传》中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也证明《典论·论文》的主旨是儒家观点。虽然中国是一个文治之国，然而如此推崇文学的地位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还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联系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鲁迅在《魏晋风度及酒与药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曹丕之所以如此夸大文学的作用是为了劝诱他的弟弟曹植。在他写《典论·论文》之前，曹植曾给好友杨修写了一封《于杨德祖书》，在里面将诗赋称为小道。这一点引起了曹丕的疑心，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位，于是极力鼓吹文学，是为了让曹植致力于创作，不会对自己产生威胁。即使这样，曹丕的观点也在客观上
刺激了文学的发展，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魏晋时期诗歌逐渐成熟繁荣，统治者的积极推广与参与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形成邺下文人集团，其中的首领就是曹丕。这一段话中的另外一句也很有趣，即“不托飞驰之势”。字面上理解为不必飞黄腾达，不必迎送有权势的人。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世层出不穷的干谒诗。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以复兴儒家精神为己任，在写出《原道》《原毁》《原性》等高张儒家气质，攘斥佛老的论著之后，好友孟郊劝他不妨将自己的文章整理结集，公诸于众。可笑韩愈却说此时自己官位卑微，待飞黄腾达之后才能著书立说，这不仅与他自己所标榜的儒家精神背道而驰，更是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成为他在被贬潮州之后上表请罪的劣迹一起，成为他人生的污点。
文学意义
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但是，先秦的《论语》、《孟子》、《庄子》、《荀子》，两汉的《史记》、《汉书》、《法言》、《论衡》以及解释《诗经》、《楚辞》的著作里都散存著一些有关文学的言论，这些言论或提出了一些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或评述古代及当代的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