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1964年冬天，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风景——山水画创作出现中断。此后10年间，风景画和别的许多文化现象一样销声匿迹。据后来考证，当时未被关进监狱或“牛棚”的画家中，也有十分勇敢的人，他们在私下擅自画画，其中就有画山水或风景的人。但在当时公开场合，可以展览和出版的，只有像《毛主席去安源》这样的画。到70年代初期，出现了有数的几张山水画和风景画，后来有关部门又组织画家为宾馆和外贸作画，山水、风景画又陆续出现。李可染画的《韶山》，王路画的《古田光辉染层林》是可以代表那个时期文化特色的山水、风景画。“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李可染被批斗、抄家，戴高帽子、挂“牛鬼蛇神”大牌游街，然后被关进牛棚接受审查。1970年，李可染与中央美术学院部分教师一起，下放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分派给李可染的工作是看管自行车。1972年，他奉调回京，开始为革命画画。《韶山》是作于1974年的作品，它的全名是《韶山革命圣地予主席旧居》。作品构图与当时流行的韶山照片差不多，但画家车前景添加了一排参天的松树，房屋周围画了一队队高举红旗要来哼仰革命圣地的人物，他们有的来这里开“讲用会”，有的在列队合影，从衣着看，当属各民族群众无疑。画面上方，有作者题跋，除标题和“可染敬写”等字样外，还有用小字写的“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诞生在韶山这座农舍里……”约150余字的长跋。李可染是中国当代最具才华和个性色彩的山水画家，善用浓墨层层晕染，构成浑厚华滋的山林奇境。“文革”前，曾有人批评其山水画为“江山如此多黑”。但在这件作品中，他喜欢的深重墨争被革命圣地的无际光焰“荡涤’’得不知去向，而他那早已为人们熟悉的苍润笔墨，几乎全被拘谨的勾描所代替。自从湘潭韶山成为“圣地”，许多作者在描画它的时候难免受制于宗教迷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缺乏宗教精神，所以“圣地”往往带有土地庙或灶王爷神龛式的装饰趣味。1959年傅抱石画望（（毛主席故居》，与1974年李可染的这件作品之间的趣味差异是十分清楚的。就在这幅颂圣之作完成之时，李可染被推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回潮”的大批判浊浪狂潮之中。这次大批判摧毁了李可染的身心健康，留给画家的疾患再也没有恢复。王路的《古田光辉染层林》描绘的是“古田会议”原址，画面正中是红枫苍松簇拥着的古田会议院落。房屋上面竖立着“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红色大字，院落周围是飘扬的红旗和前来瞻仰革命圣地的工农兵群众，前景是正在金色的田野里收割稻谷的公社社员。当年举行古田会议的地方，是一所旧式乡村院落，要是如实描绘，就不可能显示这一革命纪念地的伟大崇高光辉神圣。作者通过屋后山林和远处群山的渲染，衬出这一座房屋的鲜丽明朗。建筑物的绝对对称，丰收季节的的温暖色调，高大挺拔的松树，云雾缭绕的群山……在当时都是具有特定寓意的符号。所有的画家和所有的观众，也都十分了解这些符号的寓意。在与革命圣地有关的绘画作品中，不论油画国画，几乎没有不使用这些符号的。《古田光辉染层林》是为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创作的，题材牵涉到中共党史，这类作品都得经过各级领导层层把关审查。最终审查通过的作品，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作者个人艺术意图的体现，按当时的说法，它是党的领导和群众智慧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硕果，而创作这幅风景画的人，只是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接受党的领导，听取群众意见的普通劳动者，他画了一幅风景画，与工人生产出一个机器零件的性质没有什么两样——这已经是当时的画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评价了。
4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清理“文革”后各个领域中“左”的政策及其严重后果，包括“左”的文艺政策及其后果，这使中国的画家们绝处逢生，获得了自1957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活动空间。由胡耀邦负责实施的平反“冤、假、错案”行动，使大批蒙受政治迫害的无辜者获得解放。被戴上各色政治“帽子”的艺术家恢复了人身自由和艺术创作的权利。70年代末，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画家，陆续返回原先工作的地方，重新拿起了画笔。张钦若和朱乃正是552877名右派分子中的两个，他们在70年代末得到平反，挽回了失去的艺术青春，随即创作了多幅风景画。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他们曾长期生活的边地风貌，而且也反映了他们个人和绝大部分中国艺术家当时的心境。张钦若在北大荒和黑龙江一带劳动生活了20年。1979年获得平反以后，连续画出《黑土地》、《初春》、《山庄秋艳》等描绘白山黑水自然风光的作品。这些作品以自由的笔触和温暖的色调，表达了东北大地特有的坦荡质朴，反映了画家在生活重新开始时满怀希望的乐观胸怀。长期的旷野生活，对于张钦若的艺术气质不可能没有影响。80年代以后的作品，显然变得自由、洒脱，不再拘泥于如实反映真人实境的细节，而更具有表现性。朱乃正是在当学生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按当时的政策，对学生中的右派宽大处理。他在青海高原工作20年，1979年获得平反之后回到北京，创作了一批取材于西北高原的风景画，进入他绘画创作的全盛期。《青海长云》是他这一时期风景画的代表作，作品以夏日青海高远澄澈的天空为主体，游荡着日影的高原和奇峰峻岭似的白云，给人崇高壮美的感觉，画面空阔而不空泛。这种景象在南方是不可能看到的，在西北高原却司空见惯。生长在江南的朱乃正曾说，中国人要画出好画，得到北方去。这句话意味深长，不止于对北方自然景色的偏好。张钦若这一时期的风景画是亲切和自由的，朱乃正则表现出诗意的崇高，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种不计前嫌的旷达。中国知识分子对强暴横逆之
淡然处之，和在遭受迫害之后的不计前嫌，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特异的一页，这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有待历史的验证。
5、中国画家对环境的兴趣，一直其中在非人工的自然上。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油画风景创作，也以自然风景为主体。50年代开始，山水——风景
画作品出现了人民“战天斗地“的场面和战斗的成果。改革开放以后，”四个现代化“建设吸引了一些艺术家的注意。与过去的建设景象不同的是，21世纪不再赞颂建设工程中大搞群众运动，中国人开始以欣羡的眼光关注科学技术，这使画家有可能以新的视角和新的心态描画现代化建设的景象，为中国风景画的历史序列增加前所未有的画面。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当推韦启美。韦启美于80年代先后画出《立交桥》、《秋天的公路》、《云》、《子夜》、《五号码头》、《大坝的构思》、《新线》等一系列描绘现代设施的作品。这也是“风景”，一种被现代人的智慧和工业——科技力量改变了原有形态的“风景”。他用垂直、水平的直线，匀整优美的弧线，精确的块、面，表现他所谓的“纯净而坚实，严密而空灵的世界”。韦启美的这些风景画，不仅仅是风景题材的改变。在这些由人工造成的景象里，回荡着一种乐观、智慧、明朗的现代情调，它所蕴涵的感情绝不是刻板和肤浅的。在有些作品中，可以品味出人类对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含有惊愕的欣赏；而在另外一些作品里，又能感受到置身于第二自然的现代人难以排遣的孤独和迷惘。就描写工业——科技建设景物的风景画而言，韦启美的作品显然超越了50一60年代几位油画前辈的作品，包括像吴作人的《佛子岭水库》、常书鸿的《刘家峡水库》和许幸之的海港、工厂，原因在于韦启美的作品不只是新建设的图像报道，他表现了现代人含蓄而微妙的心绪。进人90年代以来，韦启美继续有类似风格和题材的作品问世。但很明显的事实是，像韦启美这样，从当代建设中获得创作灵感的中国风景画家几乎是绝无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