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存在着某些并非起源于欧洲的文化。美洲的黑人保留了有着其非洲背景的某种残余物。幸存的诸土著民族，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促成了一种混合文化人们也不应忘记荒原的影响；它给欧洲移民及其风俗留下了难以去除的印记。所有这种种力量说明了为什么纽约、墨尔本和多论多迥然不同于伦敦，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利亚和墨西哥城迥然不同于马德里。
不过，从全球观点看，相似之处显得多于不同之处。阿拉伯诸民族在从它们地处中东的家乡向西扩张期间，曾越过北非扩张到大西洋岸。今天，摩洛哥的文化不同于阿拉伯半岛的文化之处，远远多于美国文化不同于英国文化之处或者巴西文化不同于葡萄牙文化之处。然而，摩洛哥现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无疑地，它自己也这样认为。在同样意义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如今是欧洲世界的一部分。
新帝国主义征服新帝国工业革命不仅是美洲和澳大利亚被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结构在亚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这种帝国的营建在1763年出现巨大的殖民拓居地之后的数十年间稳步地进行着。确实，19世纪初叶，在英、法两国的某些集团中存在着不少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认为殖民地仅具有极小的经济价值，而英国与13个殖民地打交道的经历似乎也为他们的意见提供了证据。然而，事实依旧是，英、法两国在那数十年间继续获得属地。例如，英国于1815年获得开普殖民地和锡兰，于1840年获得新西兰，于1842年获得香港，于1843年获得纳塔尔。同样，法国在1830至1847年间征服阿尔及利亚，在1858至1867年间远征印度支那，此外，1862年时，还试图在墨西哥得到一块立足地，没有成功。不过，这些获得物与1870年以后营建帝国的巨大浪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70年以后，“新帝国主义”使地球的很大一部分表面成为欧洲少数强国的附属物。
殖民地可以作为数量日渐增多的制成品的市场；从获取殖民地的不断增长的欲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19世纪期间开始工业化的几个欧洲国家和海外国家很快就在互相争夺市场，并在这过程中，提高各自的关税，以抵制别国的产品。不久，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1898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就这种看法向波士顿的一群商人作了颇有代表性的说明：
美国的工厂正在制造比美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更多的东西；美国的土地正在生产比美国人民所能消费的更多的东西。命运已经为我们制订了我们的政策；世界的贸易应该而且必须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将如同母国（英国）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去得到世界的贸易。我们将在全世界建立贸易站作为美国产品的分配点。我们将派我们的商船队驶过诲洋。我们将建立起一支真正伟大的海军。自治的、挂起我们的旗帜并与我们通商的巨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成长。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剩余资本又致使各强国寻找殖民地作为其投资的去处。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大。实际上，各强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英国，到1914年，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等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那时，法国也已在国外投资了450亿法郎，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虽然是后起者，一直将其大部分资本用于国内工业发展，但也在海外投资了220亿至250亿马克，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十五分之一。因而，到1914年，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的大部分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世纪下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非白人的、相对不稳固的国家。提供资本的成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为其资本的安全而忧虑。他们宁愿在其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行。如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促进了新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的源起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有关。当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再一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中特别活跃。这些传教士一直试图使土著皈依，他们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死。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以为是可接受的，但是，舆论时常要求反击。因此，政府知道，可利用这类事件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自然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杰出的帝国创立者塞西尔·罗得斯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坦率的。
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后结果，是导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间，英国使其帝国的土地增加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6600万，法国使其土地增加35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增加了5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1300万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850万居民。这些征服地加上原有的殖民地，产生一种奇怪的、前所未有的形势：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区统治了其余地区。
工业化的欧洲强国不仅完全地拥有这些巨大的殖民地。而且还控制了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被实际共容的、经济和军事上软弱的地区。晚清时期的中国、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神权大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亚洲伊朗高原上的波斯就是例证；它们名义上都是独立国家，但实际上，却经常遭到掠夺、蒙受耻辱、受到资本主义强国以直接和间接的种种方式进行的控制。拉丁美洲也是各强国的经济附属物，只是在这一地区，欧洲的军事行动因门罗主义而遭受挫折。不过，门罗主义并不妨碍美国海军陆战队为“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一再进行的武装干涉。俄罗斯帝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欧的经济控制，但与此同时，沙皇政权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足以阻止外来的经济影响扩展到其他领域。
因此，我们看到，欧洲的控制不仅扩展到其辽阔的帝国，也伸展到同样广阔的附属地区。事实上，投入附属国的欧洲资本比投入殖民地的更多。这些投资通过各种手段和政治、经济压力——如：训练当地军队的军事代表团、监督并通常控制当地财政的金融代表团、给居住这些地区或在这些地区经商的欧洲人以专门特权的治外法权以及与治外法权有关的种种安排 ——而得到保护。如果必要的话，还始终有美洲的海军陆战队或东半球的炮舰作为最后的一种手段。
有关诸强国与各种殖民地和附属地之间的关系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几章中加以考察。这里的目的仅在于描述这些关系的一般格局。这一格局清楚地表明，到1914年，地球的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已受到欧洲少数国家以及俄国和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这一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天，在别世纪中叶，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乱就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
新帝国主义的影响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后期的大扩张应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帝国主义毕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国族或民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无疑，罗马人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而且，在罗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为各种民族所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