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今传凫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图画见闻志》卷一)。可见他的作品反映出文人士大夫那种酷爱自然的恬淡的心态。第二、独创落墨画法。徐熙《翠微堂记》一文中自述其作画“落笔之际，未尝
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引自《图画见闻志》卷四)。《宣和画谱》肯定他独创性画法：“今之画花者，往往以色晕淡而成，独徐熙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傅色”。北宋徐铉把这种画法概括为：“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引自《图画见闻志》卷四)。五代宋初是花鸟画的写实时期，当时人们评价花鸟画的基本准则是“妙于生意，能不失真”(见《广川画跋》)。徐熙、黄筌尽管风格相异，但都具有较强的写实画风，则是时代特征的反映。北宋诗人梅尧臣赞美：“徐熙下笔能逼真”。米芾在其《画史》中记载：“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即可证明。然而，北宋沈括说，徐熙作画“以墨笔画之，殊草草”(《梦溪笔谈》卷十七)。苏辙又说：“徐熙画花落笔纵横”(《栾城集》卷七)。前者是说用笔不太拘束，后者意为落笔有力。从这些文学语言中可以体会出徐熙大约比黄筌用笔生动，但不能忽略时代特征，理解为徐熙是写意画法。徐熙在江南艺术声誉极高，但他的画风在宋初艺术竞争中却不占优势，面对“黄家”画风的盛行，徐熙的孙子徐崇嗣也不得不变更家传的落墨画法，来效法黄家的画风。他作画“更不用墨，直以彩色图之”(苏辙说是“以五彩染就，不见笔迹”)，创造出“没骨画”。对花鸟画技法的丰富作出了有益尝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徐、黄二体，是五代宋初花鸟画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两者如春兰秋菊，各擅重名”。他们对中国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品研究
研究古代绘画史的最大困难就是绘画实物的大量佚失，能遗存下来的作品几如凤毛麟角。黄筌的画，文献记载上所述的情况要加以确切的印证已十分的困难。因为目前我们能掌握的比较可信的作品，只剩下硕果仅存的一幅《写生珍禽图》（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幅著名的《写生珍禽图》卷，纵41．5厘米
，横70厘米，绢本设色，画山雀，麻雀，白头鹇，鹡鸰等十余只禽鸟，以及蜜蜂，蝉，蚱蜢等草虫，后有大小两只龟。具体的画法，先以较细柔的线条极工整的勾勒了物象的轮廓线，然后以较浅的色彩渲染。这幅作品上虽无黄筌名款，但有“付子居宝习”五字，似为一幅画稿，是用作其子黄居宝习画之用。从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工笔”花鸟画草创时期基本形制。宋·范镇《东斋记事》中谈及：“黄筌，黄居寀，蜀之名画手也，尤能为翎毛。其家多养鹰鹘，观其神俊，故得其妙。”可见黄家父子的画艺。从技法形式的角度来说是颇重视写生的。而且，不仅注意物态的形似，更注意到了追求神态的刻画。孟蜀的一位翰林学士欧阳炯所撰《奇异记》一文中更指出：“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二者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筌之所作，可谓兼之。”
中国古典画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原则即为“气韵生动”，最初它应是用于人物画的美学原则，在此处则明显地应用与花鸟画——即指明画花鸟等物亦须有“气韵”，亦必须既“生”又“动”，这一点，同西方人的绘画中的“静物画”是大相径庭的。
其他信息
另外，黄筌其子，黄居寀作品中也可清晰的看到“黄家富贵”的风格，其中以《
山鹧棘雀图》最为著名。《山鹧棘雀图》轴，绢本设色，纵99厘米，横53．6厘米。该图描绘的是深秋景色。画的中间是一丛荆棘和修竹长在岸石之间，有数只鸟雀在枝头或憩啄啼鸣，或匝树而飞，他们恣态各异，动静有别。然而，这几只鸟雀似乎均是写生所得，因此在画面中显得不够自然和协调。此画前景描绘的是几近干枯的溪水，有一只山鹧在岸石之上曲腿翘尾，俯身引项，正欲饮水，但似乎石头过高，水面太浅，欲饮不能。山鹧这特定的神情动态，可谓表现得妙趣天成。此图淡墨双勾，色彩富丽，细观鸟雀画法与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如出一辙。整个画面采用三角形构图，显得沉稳庄重，充满皇家气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