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铭文书体上看，商代晚期和周初的书体常用“波磔体”：笔画粗大，间用肥笔，起止锋芒尽显。字体结构方面也有其特点，如宝、宗、室、家的“宀”头两边斜行方折，或作形如侧视的屋顶的四笔书写；“贝”字的下两划在内部，相对向上或相连；“障”字所从的双手奉酉形，酉字上两竖划不出头；“其”字上两划与两侧划垂直；“于”字一般作繁体“”；“保”字上从“玉”；“文”字中间有心形；而文王、武王的专用字“文、武”多从“王”旁。
西周早期的书体可细分为三种不同的风格。
第一种风格是瑰异凝重。书法凝炼奇古、雄伟挺拔，结体使用肥笔，起止不露锋芒，字的大小因体而施，显得非常得体。以成王时期的何尊、康侯簋和康王时期的旗鼎、大盂鼎铭文为代表。大盂鼎铭共19行，291字，其铭文大字，端庄卓伟，瑰丽通奇，是成康之世铜器铭文中书法造诣最高的一品，它的拓本、摹本至今尚为书法大家所珍视。它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去克殷建邦，以及殷人朝野酗酒酿成丧师亡国的教训。
第二种风格是雄奇恣放。有的遒劲中略带华丽，行气比较自由；有的则书写随意，不受通常严谨格局的束缚。从人形或以人、卩、斤、夨、页等为偏旁的字，以及有人肢体形状的象形字，都用肥笔突出描绘其形态，波磔现象也非常明显，故书法家称其为“波磔体”，是继承商代末期书体风格发展而成的。其它像王、炎、十等字也用肥笔。在一篇铭文中相同的字写法多不雷同，在其提捺轻重、形体大小等方面着意进行变化。这种铭文典型的作品有成王之世的保卣、康王之世的作册大方鼎、昭王之世的召卣和令簋铭文。
第三种风格相对前两种来说是质相平实。字体平易古朴，结体不用肥笔，不露或甚少露锋。在西周早期这种书体为数不多，但它朴素大方、书写便捷的特点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代表了书法演变的方向。器上的铭文以武王时期的利簋和天亡簋为代表。
西周中期的铭文与西周早期有着很大的区别：流行无波磔、两端平齐似圆柱的玉柱体，亦称“玉箸体”。这种铭文字体规整，横竖成行、行款舒展、纤细柔美。有的还在范上划好方格，再在格内填字。
西周中期铜器铭文向书写方向发展。穆王时期的许多铭文还保留着肥笔首尾出锋的现象，比较接近“波磔体”。共王以后完全脱离了早期的端严谨持的作风和凝重通奇的气氛，而慢慢形成了一种笔道柔和、字划圆浑的风格。字体结构方面，中期前段的穆王时期，“王”字下部显肥大；“宀”头两侧略有弧度地作锐顶耸肩；数字一至四的横笔前粗后细；“其”字头上仍作平笔；“”字的酉字上部的两竖笔多出头；“贝”字下两笔或在内或移在左右两笔的顶头；“于”字不再有“”形。共王时期的“公”字上两笔有的与口字分离。中期后段的“王”字下部肥笔不明显，甚至是没有；“宀”头均作弧肩圆折；“贝”字下两笔移到外边，或封口或不封口；“其”字顶上的两笔向两边斜杀；“”字所从的酉字上两笔由出头变成八字形，与口字分离，口字变圆或扁圆。
西周中期铭文的书体风格也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存有西周早期的特点，即肥笔在字迹中依稀可见，运笔舒展，字体间架亦较自然，但早期那种瑰异雄奇的风格已经消失。以穆王之世的鼎、簋、登尊、登卣和庚赢卣铭文最为典型。
第二类就是书法家所称的“玉箸体”，是西周中期最流行的铭文书体。其风格质朴端庄，笔划无波捺，两端平齐似圆箸，它出现在共王时期，一直沿用到春秋中期。共王之世的墙盘、永盂、卫盉，懿王之世的师虎簋，孝王之世的大克鼎等铭文，都是这类铭文的卓越者。墙盘是共王时史官的礼器，铭文古奥典雅，字体朴实遒美，行款疏朗而整齐，笔势圆润而厚实。卫盉铭文运笔刚柔得宜，行款错落有致。大克鼎铭文字形长方，纵横有界格，每格一字，共28行290字。
第三类书写草率，结构松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穆王之世的伯鼎、伯簋，共王十五年趞曹鼎等铭文。趞曹鼎铭文不但字体草率、行款疏放，而且不到60字的铭文竟有3个衍文。
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的字体趋于规范，“王”字横笔划粗细均匀；“其”字头上的两笔斜杀，且出现了“丌”的写法；“宀”头行笔圆滑；“贝”字下部封口。
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的书体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字迹工整，书写便捷，笔道圆润，结构和谐。这种书体是中期第二类铭文风格的延续和发展，是大篆最成熟的形态。以厉王簋、钟和宣王之世的毛公鼎铭文最为着称。簋是王室重器，铭文字形是西周晚期王室所使用的标准书体，比大克鼎的铭文更加厚实壮美。
第二类书法刚劲，笔势匀称，纵横成行，求工有意，字迹遹通茂隽，颇具崭新的艺术风格，即书法爱好者所说的籀文。春秋时期的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以及石鼓文等都与这种书体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以宣王之世的虢季子白盘铭文为代表。
第三类与西周中期的书写风格相似，可以断定是从那时演变而来，其间架松散、书写草率，代表器物铭文是1975年陕西岐山出土的“此簋”铭文。
春秋时期，由于周室东迁，五霸兴起，各自为政，周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到列国诸侯之手，铭文因此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性。其内容一般多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之类。
西方秦国的文书体有着浓厚的宗周色彩，是因其在周人故土上的发迹，直接继承了周文化。春秋早期秦人即在宣王时的籀文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既富有观赏性，又有实用价值的新字体，其特点是方正瘦劲，书写方便。该书体的典型作品为宗妇鼎、秦公钟和秦公簋铭文。关东诸国则沿用西周晚期的大篆书体，变化较少。
南方诸国的青铜器铭文流行一种与东方不同的修长书体，系当时的书法高手所为，绝非一般书吏的手笔。有的笔画故作弧曲，书写松舒，如曾侯乙钟铭文；有的笔画纤瘦、书写随便，渐开草篆之端，如王孙诰钟、吴王光鉴铭文；有的字体修长、笔道刚劲、纵横成行、工整隽秀，如蔡侯尊、蔡侯盘铭文。春秋末年还出现了以鸟兽虫作为装饰的美术字，即所谓的鸟虫书。这种书体一直流行到战国前期，奇诡多变，极难辨释。代表作品有王子午鼎、越王勾践剑、王子于戈等铭文。
到了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青铜器铭文异体朋兴，千姿百态，蔚为大观。黄河下游的齐、鲁、中山、徐、许等国盛行细长之体，文字繁简并用，书法清新秀丽，代表作品有素命镈、许子妆簠、王孙遗者钟等铭文；有笔划两端纤锐如针者，如陈曼簠铭文；有字形加装饰性肥笔者，如者钟铭文；有的犀利隽美，继承了素面镈铭文的优美形体，又吸收了陈曼簠铭文两端纤锐的特点，以及鸟篆的装饰艺术，如中山王鼎、壶铭文。
衰退期
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衰落，礼制开始崩溃，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铭刻的目的终于转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去了。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长篇大作不多，书史性质的铭文就更是少见。铭文的格式、内容，以至于刻铸方法、书法艺术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文字应用日渐广泛和携带方便的需求，铸刻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最终被当时通行的简册书帛所取代。
格式
根据考古资料表明，青铜器铭文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以后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模式。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铭文格式一般比较单调和固定；西周早期铭文没有统一规范的格式；西周中晚期，程序化成了铭文布局的特征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有了一定体式比较自由的记述。把青铜器铭文的格式归纳起来约有12种， 分别叙述于下：
徽记
青铜器上铸造铭文的最初格式就是徽记，其作用是为标识器主。徽记分为繁与简两种形式。简式只刻画有作器者的族徽，或记录作器者的族名、官名、私名，如“妇好”，多见于商代，周初发现渐少；繁式出现在商代晚期，主要流行于西周时期和春秋早期。繁式既有作器者的称谓，又有叙述语，以标明器名、用途、存放地点等，如“伯作鼎”、“吏从作壶”、“中作旅簋”、“帝小室盂”等，有的还有传遗子孙后代的期冀吉语，如“虢叔作施旅松，其万年永宝”等。繁式里还有省掉作器者称谓的，如“作旅鼎”、“作宝用簋”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