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于皇宫禁地，碑石大小不明，崔铉撰文，柳公权书。碑文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辑没斯来降等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碑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柳公权书写，更增添了此碑的艺术价值。柳公权书写的碑文，其书法结构严整，充分体现了“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故后世奉为柳书代表作。《神策军碑》为楷书
时年，柳公权66岁。“左神策军”是唐天子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由拥立武宗有功的宦官仇士良指挥。武宗驾临“左神策军”军营时，仇士良借机奏请立此碑以纪圣德，武宗应允。因柳公权当时为左散骑常侍，又是当朝一流书家，故皇上命其书写。因是奉旨书写，故柳公权的书写特别郑重，竭尽全力，所书之字端庄森严，较之早两年书写的《玄秘塔碑》更为苍劲精练。因原碑藏于禁宫，故捶拓较少，且原石早已毁灭，世仅存北宋所拓孤本。据宋金石学家赵明诚《金石录》载：原拓本分装成上下两册，惜下册已佚。上册最早归属南宋权相贾似道，上有“秋壑图书”章，末页有“封”印。贾似道被籍没之后，此本回归内务府，元时归翰林国史院，明又入内务府，明亡后归清人孙承泽、梁清标、安仪周、张蓉舫等人递藏。上世纪中叶此本流于香港。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以重金购归，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现有谭敬影印本、艺苑真赏社翻印本以及北京文物出版社珂锣版影印本等，均是学习柳字的好范本。
此本从“皇帝巡幸左神策军”起至“来朝上京嘉其诚”止约七百余字，但已有二百多字漫漶不清。仅就字口清晰的四百多字来看，此碑不愧为柳氏传世的最佳书迹。其点画遒劲而富于变化，笔力凝练内含，骨力洞达，结体内敛外放，欹正相生，顾盼天成，气脉贯通，如深山道士，神清气健，超尘脱俗。清人孙承泽评此碑云：“书法端劲中带有温恭之致，乃得意之笔。”清人安岐《墨缘汇观》称：“其碑微有剥落，然字画中锋芒棱角，俨然如新，盖当时在禁中，少经捶拓也。”
流传过程
宋拓《神策军碑》可以说是一部充满故事的古籍。这部古籍的全称是《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又被称为《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是书法家柳公权晚年所书，纯熟稳健的书风令后人赞叹这是其“生平第一妙迹”。石碑刻于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本来立于长安宫廷禁地，但终毁于战火，拓本极少。
“神策军”是唐晚期的主要禁军，到会昌三年时，早已为宦官掌握。此时唐武宗李炎即位不久，为向宦官示好，便巡行左神策军，宦官仇士良也从而请求建立颂圣德碑以回应，于是便有了这《神策军碑》。碑文中因为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抚降于唐朝的回鹘首领嗢没斯等史实，而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唐代边疆关系的重要史料。
《神策军碑》拓片原装两册，其中的下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便已失传，上册则被著名收藏家陈清华夫妇带到香港。1955年和1965年，陈清华因生活窘迫，曾两次大批出售所藏古籍，其中便有《神策军碑》上册。这两次大宗典籍转让，都在国际收藏界引起极大关注。
虽然新中国当时财力有限，但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有关部门曾两次斥资回购典籍。其中1965年那次，文化部以25万元从陈清华手中收回包括《神策军碑》在内的珍贵善本18种，碑帖拓片7种，一共25种102册。据说，当时用于回购典籍的这25万元，相当于全国大学生一年的伙食费。而回购的图书中，还包含了《蜀石经》、《梦溪笔谈》等精品典籍。
书法艺术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笔墨、笔性，皆以性为本。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明末清初的傅山也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霜红龛集》)而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可谓是古代书家中“书如其人”的代表。
柳公权，字诚悬，唐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生于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卒于唐懿宗李淮咸通六年(公元865年)。他幼而好学，并能持之以恒，12岁即可吟诗作赋，被誉为“神童”，29岁中进士。他一生精经术、晓音律，尤善书法，官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朝，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开国公。在朝期间，长期任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是—位职业的宫廷书法家。柳公权书法初学二王，后取唐初名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之长，打下了楷书的深厚基础；继而又法颜真卿，对其笔法加以变化运用，终于自成一家。引日唐书·柳公权传》云：“公权初学二王，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家。”他的书法以精练劲健、端庄秀美、神完气爽著称于世，人誉之“柳骨”。
柳字的“骨”从何而来?当然离不开柳公权的勤奋好学、善于思索，但更离不开他的为人正直、有胆有识和敢于谏言。一次，唐穆宗问他笔法，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也。”闻听此言，“上改容，知其笔谏也”(引日唐书·柳公权传》)。其时，唐穆宗对政事正值荒疏之际。唐文宗继位后，拜他为中书舍人、翰林书诏学士等职，并且时常夸赞他的诗文好，说曹植七步成诗，柳爱卿只消三步即可，但他依然宠辱不惊。一次文宗和众学士谈起汉文帝刘恒恭俭之事，便拉起自己的衣襟说自己的棚匠已经拆洗过三次了。学士们皆恭维皇上之节俭，独公权不语。上问其故，公权乃说：“君主当亲贤臣，远小人，听诤谏之言，赏罚分明，此乃大事；而穿着拆洗过的棚艮，终为小节。”文宗听后，以为“卿言有诤臣风采”。如此，柳公权因皇帝的宠爱而声名大振，公卿大臣家中亡亲，墓志皆请其书写，否则视为不孝。外夷人唐贡奉，尝以重金求其书，故其家颇富。但他“志耽书学，不能治生”(引日唐书·柳公权传》)，其财物多被其管家所吞没。他知道后，却开玩笑地说：“银杯长了翅膀，成仙飞走啦!”而后就不再追究了。相反，他对书和笔砚却视如真宝，爱之有余。
由上可见，柳公权如果没有这样正直的人品，是很难有如此之书品的。其传世作品中，除《神策军碑》外，《玄秘塔碑》清朗俊秀，《司徒刘沔碑》呈刚强之态，《尚书左仆射高元裕碑》则具庄重之气。
历史记载
唐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李炎即位不久，当时如何修复与宦官的关系是摆在武宗面前的一个问题。
唐朝自德宗之后，宦官掌管禁军——神策军，专权局面逐渐形成。此前，武宗之兄文宗曾命朝官谋划“甘露之变”，从而引发了朝官和宦官的激烈冲突，文宗也因此被宦官软禁。武宗是宦官仇士良所立。因此，武宗决定巡视左神策军，其用意在于向宦官示好，而仇士良也正好顺从圣意进而请求建立颂圣德碑以回应。神策军碑因此而立。
神策军碑的碑文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辑没斯来降等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此碑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柳公权书写，更增添了此碑的艺术价值。柳公权书写的碑文，其书法结构严整，充分体现了“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故后世奉为柳书代表作。
依惯例，此碑拓本曾颁赐群臣，但流传不广。原碑大约毁于唐末战火，后世也便无从传拓了，至今仅有国家图书馆现存的孤本传世。北宋末期，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曾著录有一种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这与国图馆藏恰好相同。因此，历来猜测此本曾经由赵明诚、李清照伉俪珍藏。遥想当年承平之日，赵明诚、李清照以诗书、金石自娱，摩挲赏玩的珍品中也有这件《神策军碑》拓本，真是令人神往不已。
赵氏收藏经靖康战火而损失大半，劫余又流入权势之家。国家图书馆珍藏此拓首有“秋壑图书”朱文印，后有“封”字朱文印，知为南宋权臣贾似道所藏；后贾氏家产查抄入官，此拓成为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为宋代内库装裱，大约重装于此时。元朝灭宋，归翰林国史院，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楷书朱文印。明代洪武六年收入内库,拓本末题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朱元璋赐给其子晋王朱棡,故首尾皆有“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朱文印。明末,归大收藏家孙承泽。清代又经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