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办法，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宫的补官与晋级规定，使之与太学的选才原则一致起来，这一方案也是由公孙弘统一拟定的。公孙弘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后， 文学礼义、 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通多者。官吏的文化程度，儒学的修养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视，造成汉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汉书·儒林传》）的局面，即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儒学和仕途完全结合起来，读书人都变成了儒生。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汉代政治思想统一的重要原因，也是贯彻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关键一环，这在当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需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补充和修正世卿世禄制度的积极作用。但是，剥削阶级升官发财的思想，也随之侵蚀着学校教育，毒害着读书人的思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是应当批判的。
太学对学生的生活管理比较松散，缺乏经验。太学建有供太学生居住的房舍，学生们可以分室而居、偕家室同居以及在校外赁屋而居。太学的教育及对学生的学习管理也不尽完善，但确有一些独到之处：第一，以经师讲学为主，学生互教为辅。
汉代文具虽然已有缣帛、纸、笔，但是使用并不普遍。在书写出版相当困难的汉代，大师们的经说难于书诸简牍，多是师师相传，学习儒学就必须从师，经师讲学也就成为汉代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经师讲学有专门的讲堂，据说洛阳太学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 ，还有内外之分，称内外讲堂 ，可以想见当时讲学的规模宏大。太学博士多为一代名儒，对儒经都有专门研究，他们说经，具有讲学性质，致使我国封建社会的太学，在其初创阶段就有了学术性。同时汉代社会也较注重经师的教学艺术，这种时尚直接影响太学的教学。
为了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 ，促成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汉代统治者规定传授经书必须信守师法与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例如后汉就有颜氏公羊 与严氏公羊两大家。一般说来，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这是符合经学自身发展顺序的。朝廷对信守师法和家法的要求很严格。此外，社会上的察举和太学内的考试，都要求严格遵守师法、家法。由于没有统一教材，师法、家法也没有规范标准，因此这方面的纷争一直没有平息，至东汉熹平四年，发生了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的盛举，初步解决了统一经书的问题。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由政府统一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材，是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公诸于世的官定经书，是书法被视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创举，熹平石刻，进一步说明汉代统治者对信守师法、家法要求之严格，对箝制思想的高度重视。
清代学者皮锡瑞估计，由高年级优秀生教低年级学生，是汉代太学辅助经师讲学的一种形式。
第二，注重考试与自学。
汉代太学注重考试，并建立了一定的制度。考试在太学有两种作用：一是选材手段，一是督促，检查学生学习的管理手段。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 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说明最初建立考试制度，重在选材。
后来太学生数目剧增，教师难于照顾周全，考试的管理作用也就更为明显。
汉代的考试方法有射策和对策两种。所谓射策 ，犹如后世的抽签考试，内容侧重于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博士先将儒经中难问疑义书之于策 ，加以密封 ，由学生投射抽取，进行解答。最初射策根据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每科有规定的取官名额。所谓对策 ，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对策多用于朝廷的荐举，而后才被授官；射策则多用于太学内的考试，它有助于督促学生认真读经，明了经义。但任何一种考试方法，都有其侧重的方面，不可能是万能的。射策也是这样，它对于培养和考察学生通经致用（即务本）的能力，就有局限，太学考试，大致西汉为一年一试，东汉为两年一试。王莽时曾将两科改为三科，并增加了各科的取官人数。东汉初年又恢复了甲乙两科。随着太学规模的扩大，考试制度也进行了若干改动，改动的思路是愈加重视考试，这种专重考试的作法，对系统地进行教学，无疑有所妨碍。但是有助于鼓励学生兼通几经，成为博学的通才，这是在西汉专经基础上的重大发展。
汉代太学除经师讲学外，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学校当局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这种管理方法是先秦游学的遗风。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使太学培养造就了一批有研究能力、学识广博的高材。
汉代太学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鼓励学成通才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改革大学教育，培养造就学识渊博、具有研究能力的创造性人才，仍然富有启发。就教育发展而言，太学的教学直承稷下学官，进一步确立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制度，宋以后的书院又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使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有较高的质量。太学允许学生们自由研讨，是在政治思想统一前提之下进行的。朝廷对太学生采取了各种控制手段，但是，为了反对宦官集团侵夺仕路，汉代太学生仍然爆发了政治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两次党锢之祸。汉代太学生的政治运动，涉及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不过，多数太学生在斗争中都表现了反抗黑暗政治，不畏强权，砥砺名节的精神，谱写了古代学生运动史的第一页。
史料记载
《礼记·王制》：“王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辟雍，相传即西周的太学。《大戴礼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直称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为博士置弟子员。汉太学始此。博士弟子经考试合格，可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为郎中。后科目及人数渐增，东汉桓帝时达三万人。汉末丧乱，魏、蜀、吴仍立学。晋武帝立国子学，自此既有太学。又有国子学，晋国子学隶属太学，祭酒只设国子祭酒一人，博士则
分国子博士与太学博士。晋迁都南京后复设太学，以后南朝太学数度废置。北魏立太学。隋国子监（先称寺，继称学，炀帝定为监）所统有太学。唐制以国子监领太学等六学。太学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公、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北宋除在东京汴梁设立国子监，还在陪都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南京（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陆续置国子监。宋熙宁新政，分太学为上舍、内舍、外舍，确立太学生依年限等条件，由外舍升内舍，再升上舍，再经考核，定其出身并授官职，绍圣中，一度废科举，专以三舍法取士。辽国曾在五京设国子监。金亦有国子监及太学博士。元朝只设国子学。明朝洪武元年在南京设国子学，洪武十五改为国子监，国子监内设太学；永乐元年又在北京设国子监，因此有南北两监。清朝设立国子监。所以，隋代设国子监以后，有些时期在国子监内设太学，有些时期无太学。
教学体制
太学的教师，主要是博士。战国、秦朝已有博士之官，用来管书籍，备顾问。自西汉始，以对弟子授业传道为博士的主要职责。同时还要奉使议政，试贤举能。汉代规定博士须熟习经史，“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的一代鸿儒巨贤，方能充当博士。北齐、唐、宋等朝代的太学，还设有助教协助博士施教。太学的学生，历代称谓不一，或称博士弟子，或唤太学生、诸生等。太学生入学的身分资格，历代不尽相同。唐代规定太学生限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取事官五品的期亲，或三品的曾孙，以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学生须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太学的主要教材是经史，授“孔子之术，六艺之文”。以儒家五经作为基本教材。为了避免因抄写经籍错漏而引起的纷争，东汉熹平四年，下诏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成为当时官定的太学标准教材。南宋时复有四书为教材，教授方法多取自修、讲授、讨论、解惑等。太学修业年限无统一规定，各朝学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试、放假和管理制度。汉代还在中央政府设置“太常”作为兼管教育的长官，职司礼仪、选试博士、宗庙等事务。唐、宋两朝设教育行政机关国子监，总辖太学诸学。历代太学均制施各种规章制度，颁行学规，严禁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