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
自西汉武帝草创太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其在学人数，至西汉末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亦设员三千。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太学，距皇宫8里，学业重开。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观看学生的“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明帝时，据《后汉书》儒林传和樊准传载：明帝“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一次为诸儒讲论经典，“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太学声誉日高，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安帝时，“薄于艺文”，学宫颓废。顺帝继位后采纳翟酺建议，修缮太学，开拓房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讲堂长十丈、广二丈（一说三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全部补入太学，并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童子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多。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
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为此，灵帝在熹平四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把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自董卓之乱，太学被毁，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当魏文帝曹丕称帝后，才又扫除太学灰碳，补石碑之缺，备博士员，开始招收弟子。至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又以古文、篆、隶三体刊刻石经《尚书》、《春秋》二部，以供取正。太学自曹魏在废墟上重建，至晋武帝时再次“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并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对学校各级官员，下及学生、乐工，厚施丰备。“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此即《三临辟雍碑》，太学再次发展进入高潮时期。西晋灭亡后，太学复又被毁。时至北魏， 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又重建太学，连同国子学、四门学、小学，设博士达四十人之多。由此，经术弥显，学业大盛。培养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太学在洛阳才告衰落。
在教育上，洛阳太学之所以显示出勃勃生机，当来源于对三代教育的借鉴和在文化被禁锢后力量的迸发。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多为退职官员，缺乏青春活力。而当时又是“世卿世禄”的体制，对教育的需求只是维持而不是发展。春秋时期社会正在发生根本变革，对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终于冲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更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诸家相较，儒家以有孔学六经而尤为显赫。至秦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禁锢，使教育向前冲击的力量暂时隐藏起来。当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敦倡儒学的条件下，这种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东汉的太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对以往教育弊端的抗击和对于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继承和发扬。
管辖权力
太学的隶属及对太学的管辖
“太学”这一称谓，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东汉光武帝时朱浮上书请广选博士亦云：“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之所由兴也”。东汉末著名学者蔡邕更明确指出：“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说明太学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教化的成败。“太学”的内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学”这一称谓无法比拟的。段玉裁注《说文》太学条云：“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所以“太学”称谓本身即是对以往教育的革新。
太学隶属太常管辖，“太常”为九卿之一，取“欲令国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学隶属太常更有其实际意义。在管理上，太常持重的是选拔总领纲纪的祭酒（校长）和学识渊深的博士（教师）。东汉规定：“祭酒”必须是“有聪明威重者”，其条件高于博士，或说是博士领袖。东汉设博士与西汉不同。西汉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东汉博士须选试而后用，很强调博士的师表
风范。即“既欲其为人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所以东汉规定，太常卿每选任博士都要经过一定测试，并要上奏其能否。极为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的选任标准。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选任最后要由皇上审定。而且选任时要有官员保举。其举状要写明被举人的品行、礼法、学识、身体状况及家族属行为是否合乎礼度等。并且规定选任博士年龄限制在五十以上。在这点上既区别于西汉的以名流充任，又区别于春秋之前以退休官员充任师资的老化教育。西晋对选任博士规定：“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而且在太常增设博士协律校尉员，太学博士、祭酒即隶于其下，制度更为严格。博士的任务主要为掌教弟子，当国有疑事时亦要掌承问对。博士为在职现任官员，俸秩比六百石，博士有固定员额，西汉和东汉初俱设博士十四人。按五经家法不同其十四博士为施、孟、梁丘、京氏《易》；欧阳、大小夏侯氏《尚书》；齐、鲁、韩氏《诗》；大小戴《礼》；严、颜氏《春秋》。 加博士祭酒共十五人。在教学上，规定博士要以家法上课，每经按不同家法各有专任博士一名。据史载，发展到东汉，以上要求又小有灵活。如光武帝时曾增设《左氏》学博士四人，后因受到公卿反对，不久废除。此外，东汉还设有庆氏《礼》和伏氏《尚书》博士。授课虽讲求家法，然亦有兼说者。如光武帝时张玄，本为《颜氏》博士，他授课时又兼说严氏、（宣）冥氏《春秋》，为此，诸生上言认为张玄“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后张玄“未及迁而卒”。此说明规定已不如初时严格，而且博士也在向兼授非本身博士课方向发展。如博士却仲学即在校外收徒讲授《春秋图纬》。为了验证博士的学识、考究博士的论辩机智，还经常由皇帝亲自主持博士之间或博士与名儒之间的辩论。光武帝刘秀即曾“会诸博士论难于前”；章帝大会诸儒于汉宫白虎观，以问难形式考详诸经同异，最后由皇帝裁决，连月乃罢。对博士学识提高大有益处。
在仕途上，又可经博士入官。中央官，初始可任尚书、谏议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地方官，可任刺史、守、相。东汉即多有由博士升迁者。
学生管理
学生称呼
太学生有多种称呼，如东汉可称“诸生”、“博士子弟”、“游士”，入太学学习亦可称“受业太学”、“游太学”、“观太学”。西晋学生又有“礼生”、“寄学”、“散生”、“弟子”等称呼。太学管理官员除祭酒外，见于西晋《三临辟雍碑》的还有太学吏舍人、太学吏军谋、主事、司成等，东汉当与此相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