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与入学
学生的来源和入学，东汉规定：
①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员，皆可遣子受业；
②郡国所举高材明经者，亦有国家所试明经下第者；
③郡国学明经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经地方选送可入太学。
虽有以上规定，但执行也较为灵活。由地方单独派遣者，如杨终，“年十三，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即是。有的是受名儒推荐入学者，亦有由在校学生介绍入学者。可见学生入学并不难，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西晋时学生来自十五个州、七十多个县，东汉和西晋都有匈奴和西域的求学者。
学生的出身多为官宦子弟，亦有家境贫寒者。这就决定学生在类别上有正式在籍学生，此由史载太学生人数而知必有名录；有勤工俭学的旁听生，如庾乘，即是为诸生做佣工而旁听成就者。如宋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由于学生出身不同，在待遇上也不一样。一些官宦子弟可享受国家俸禄，而贫寒子弟则不仅衣、粮自理，连照明的脂烛也要自行解决。
生活条件
在生活上，学生居住条件、方式亦各不相同。有住校生，有在校外居住者。住校生中也有集体群居者，也有单独居住者。更有举家居住者，如东汉太学初建时，鲁恭即与弟丕及母俱居太学，时恭年十五，弟丕年仅十岁。学生如何解决伙食？据《后汉书》梁鸿传载，梁鸿以童幼诣太学受业，由于他性情孤独，不与人同食，同屋学生炊饭后，招呼梁鸿乘热釜而炊，梁鸿不肯，竟“灭灶更燃火”。由此看学校似无集体食堂，只在宿舍外设有灶釜，有学生自营炊事。前述鲁恭与弟及母俱居太学，当也是为解决生活问题。
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规定满学制为八年，但由于学生入学时基础不尽相同，对学生学习年限掌握又比较灵活。学生中有在入学前即已通数经者，也有专门师事某一博士学习某一门经典者，自然时间要短。据史书记载，还有不少二次入太学学习的学生。学校对学生年龄也无统一规定，就史书所见，自十二岁至六十余岁。年岁不等。其中年少游太学者亦不在少数。如颍川杜安，“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时十二，各能通经，拜为童子郎。
教学卒业
教学方法
学生的学习对战国时期的游学方式有所继承，学生在校期间可拜社会名儒学习太学中未开设的课程。有时甚至是受钦命从名儒学习某一经典，如贾逵为章帝时洪儒，章帝就曾令贾逵自选《公羊传》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以《左传》。学生毕业后亦可游学他方，继续深造。
博士授往往采取讲大课方式，听课人数不等，最多者可达千人。然亦有小课堂教学。因为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较多，有的学生往往参与一些社会上的外交活动。因此，也有个别上当的情况发生。东汉末年汉中的晋文经，梁国的黄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于京师洛阳，伪托养病，不接宾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声，坐门问疾，犹不得见”，太学生亦多闻风造访。后
太学生符融“察其非真”又于太学辨其伪，并请司隶校尉李膺核察，后证明二人果为轻薄之子，惨叹逃去。
在太学中学生有较多时间进行自学，又有较好的自学条件，既有学识渊深的博士，又有本来就享有盛名的高才学生，学生有随时发问、请教的条件。因为在博士中相互论难蔚然成风，受其影响学生中亦有浓郁的学术气氛。学生可和负有盛名的学者论辩，服虔在为太学生时就曾以《左传》驳当时著名《春秋公羊学》大师何休所驳《汉事六十条》。由于当时学生中研读风气甚浓，很多学生都思维敏捷，“善论难”。太学亦为皇帝咨询国事之所，博士、学生都可发表意见，便于养成学生关心政治和国事的风气，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刘陶就曾几次上书陈事。由于太学生有关心政治和国事的政治素质，他们也往往把自己置身于社会重大政治斗争中，东汉后期的二次党锢之祸就是以太学生为主力的士人反对宦官的流血政治运动。
太学还有意识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东汉和西晋在皇帝举行乡社典礼时，礼生即都以太学生充伍。学生学习采取单科结业方式，每家经典学完后，要由博士主持答辩。严格按各经家法要求，讲究师承。答辩为五十道论辩题，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者，皆以为非。这对个别学生来说是有些束缚思想，但就整个学业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学派之间争论和提高不同学派学术地位的保证。
学生分配
学生的毕业分配，根据博士弟子成绩即通经多少随才而用。东汉末年曾诏令规定：
1、学习满两年，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能通者随后辈试，通过亦得为文学掌故。
2、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年，考试能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能通过者随后辈试，通为高第者，亦得为太子舍人。
3、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年者，考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随后辈试，通过者亦得为郎中。
4、郎中满两年，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随后辈复试通过后亦得补吏。
以上规定似主要为对公卿子弟的一种特殊待遇。太学中的贫寒学生学业满后很多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他们可以在地方被征辟聘请为吏为官，亦可通过举孝廉等察举方式入京为官。
从以上可以看出，洛阳太学对以往的教育有批判、有继承，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亦多有创新。
历史贡献
洛阳太学是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对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产物。当产生后又对当时的教育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自东汉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学后，很快在全国形成重视儒家经典的学风，致使京师和王宫卫士、禁军悉通《孝经》，不论博士或是议郎，只要开一家之说，即有徒众数百。在东汉，从事教授经学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不少太学生卒业返乡后不愿被征辟为官，而专心教授培养学生。东汉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饱学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经学传家，四世三公的经学大家亦不在少数。上至三公、司隶校尉等高级官员，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国相，很多都兼教授经学，有的门徒高达万人。有的学生在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买住宅长期从学；有的学生亦随他们的官职调动而追随出入京城。这种私人讲学的学生数量当又远大于太学生的人数。在教育上，官办太学、郡国学与私人讲学相辅相成，互为推动。适如班固在《两都赋》中所说：“是亦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而太学为其首。这就是东汉教育的特色。当时也有不少人在抢救儒家经典上做出了贡献。如《周礼》一书，当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缑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读，颇识其说。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郑众、贾逵往受业焉”。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转相证明为解，逵解遂行与世。而永平年间的符节县令甚至上言要发掘秦昭王和吕不韦之冢，以“视未烧诗书”，倾心经典的急切可见一斑。
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不少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当时的太学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强大阵地。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三万多太学生，他们品核供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致使“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了太学生的舆论威力。并由此使社会形成婞直之风，有力推动了公卿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顿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师。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分不开。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