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
魏碑中属墓志铭者有
墓志铭为北碑的另一大宗，产生于东汉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后来发展为一种石刻品 类，体制多样而精
致。已出土的北魏墓志达二、三百方之多，大都为精美秀整的楷书。其中著 名的如《张黑女墓志》《元显隽墓志》《皇甫瞵菡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元晖墓志》 《石婉墓志》《李壁堪志》《鞠彦云墓志》《元瑛墓志》《司马悦墓志》《元怀墓志》《元倪墓志》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北魏墓志以元魏王室贵族的为大宗，书丹者当多为当 时名手，镌刻者亦非平蹐之辈，故书法以精美严谨为主要特征。如果说造像记反映了民间书法 的面貌，那末以元氏贵族为代表的墓志则反映了上层贵族的书法面貌。综观二者，方可见北瑰 书法的慨貌。
墓志书法与造像记的典型《龙门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晋楷书的遗貌，较 为规范，字里行间渗透着书刻者小心翼翼与毕恭毕敬的神情。其与南朝墓志、唐楷的相近的情 形，透出楷书发展演进的消息。
摩崖
摩崖为北朝书法的又一奇观，在山崖岩石上刻下的书迹称为“摩崖”。其中著名的有《石门 铭》、《云峰山刻
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
《石门铭》为王远所书，笔画开阔恣肆，结体奇纵，字势飞逸。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 其列为神品，赞其书法“若琼岛散仙，骖鸾跨鹤”〉。
云峰山刻石共有四十多种，分布于山东天柱（平度〕、云峰、太基（掖县〉三山，其中以《郑文公碑》上、下八《观海童诗》《论经书诗》《此天柱之山》诸题字最为著名。这些刻石相传为郑道昭所书，笔画遒劲雄强，冈中有方，结体宽博飘逸。“有云鹤海鸥之态”〈清包世 臣《艺舟双楫》〉。诸刻石风格不尽相同，《郑》碑端穆严谨;《论经书诗》潇散跌宕；诸题字或雄奇 茂密，或瘦劲疏朗，无不与所书内容相吻合，充满“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的意趣。《郑文公碑》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清代以前，《郑文公上碑》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将郑道昭父子的刻石记入他的权威著作《金石录》中。到了清代， "尊碑、备魏、取隋、卑唐"的主张的提出，突破了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郑文公上碑》因而得到尊崇，并在北朝众多的碑刻中，最受人称道。清代包世臣谓此碑篆势、分韵、草情毕具，有“云鹤海鸥之态”,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而康有为在看过“郑文公碑”后说，如果谁没有见过此碑，就没有资格谈论书法。在清代，已成为“碑学”魏碑体不可多得的珍宝。
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 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钊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仅执《兰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赞叹，非真知书者也。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匡喆刻经颂》诸隋崖（图录78.79〉意趣与 《瘗鹤铭》、云峰山刻石迥异，可谓是佛家书迹的代表。尤其是《金刚经》用笔浑厚丰满，结体端 庄宽博，浑穆简静，大有容天下万亊的雍容气度。
北朝石刻书法艺术特色，康有为曾作过十分精彩的概括，计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 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 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盛赞北碑“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 并说:“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众美”(《广艺舟双楫》〉。清人的实践证明了康氏所 言不诬。
北朝也有写经墨迹传世，由此可见写经体的演进及其与南朝写经体的一致。
龙门二十品
“龙门二十品”是指在龙门石窟中发现的北魏时期二十方造像记，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首先提出了龙门二十品的篇目：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
《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
《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
《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题记》
《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
《北海王元祥造像题记》
《司马解伯达造像题记》
《北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题记》
《云阳伯郑长酞为亡父母等造像题记》
《高树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题记》
《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题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题记》
《马振拜等卅四人为皇帝造像题记》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题记》
《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题记》
《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题记》
《齐郡王元佑造像题记》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题记》
《比丘道匠造像题记》
龙门石窟造像记数量多达数千方，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流传还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说法。例如上面列表的前四方造像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和《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也合称“龙门四品”。
《郑文公碑》
这件摩崖是北魏书法家郑道昭的作品，历来为书家所重。清朝学者叶昌炽认为：“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康有为称其为：“魏碑圆笔之极轨。”钟致帅《雪轩书品》中说：“云峰魏碑，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不失为一代名作，无愧于千古佳品。”
《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这件石碑也是备受书法家们的推崇。清朝学者杨守敬评论说：“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认为这件魏碑作品的成就高于唐朝人。明朝金石考据学者赵函则指出：“正书虬健，已开欧、虞之门户。”认为唐朝书法家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响。
影响
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唐楷达到的高度及其法度严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人对楷书的修习变得程序化，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从而丧失创造力。结果，宋朝四位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都没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书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行书和草书的创作。到了明朝，由于科举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现了一种称为“台阁体”的书风。“台阁体”楷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官方字体，追求美观、大方，同时也要求标准、规范。这种要求抑制了书法家的创作个性。清朝则进一步演变为“馆阁体”，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评。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着《艺舟双楫》，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另外，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