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又名国画，是现代人为区别于西洋画而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泛称。它包括水墨画、墨笔画、彩墨画、工笔重彩画、白描画等。现代中国画是在近百年来引入西方美术潮流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的，出现了诸多派别、主张和新的探索，名家辈出，在画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从继承传统出发的现代中国画家有三支：
一、模仿派。以模仿、传承前人技巧、风范为基本原则；
二、个性派。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出新，或树建自己的独特风格，或给作品注入一定的新内容，并未改变传统的模式。
三、变革派。研习、继承传统之后，力图变革创新风格，并突破了传统模式，但未失去传统特色。
创始人
公认创始人：徐悲鸿和刘海粟。
现代中国画（现代中国画派的简称）的创始理论：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和刘海粟的《谈造型艺术》。
徐悲鸿
1918年5月14日，年仅23岁的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演讲《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此文在当月23日—25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1920年6月《绘学杂志》第一期转载，改名为《中国画改良论》（此时，他已在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图画科学习）。
刘海粟
在创作实践中，刘海粟又特别强调"客观与主观的结合"和"主观表现和个性的发展"。在《谈造型艺术》一文中，他写道："艺术的精神决不是在模仿自然，决不是仅仅在求得一片自然的形似，而是表现自然的精神，也表现了艺术家的气质、情操与个性……自然只不过供给艺术家以种种素材，要使这种种素材融合成一种新的生命，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新世界，这便是艺术家的高贵的自我创造!"。
刘海粟的基本看法是“发展东方固有的美术，研究西方艺术的精英”，不过他对西方美术的借鉴，强调的不是写实主义，乃是以抒写心灵为宗旨的表现主义艺术。
其他代表人物
黄宾虹：将深厚的传统修养、学识与对祖国山河的挚爱，化作浑厚华滋的笔墨风彩。
潘天寿：气质中有农民的朴厚，他的学养却完全是文人的。他融南北宗于一，突破明清以来花鸟画清丽柔美的风范，创造了奇险雄劲的风格。
傅抱石、溥心畲、于非闇、贺天健、吴湖帆、李苦禅、黄君璧等，也都以各自不同的风貌丰富了传统绘画。这些近代画家的作品与现代思潮、现代审美理想有着不同程度的距离，但他们表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也不同程度地渗透了当时人们的情感心理。
齐白石的真率与刚健，黄宾虹的深沉与热烈，潘天寿的雄浑与骨力，傅抱石的恣纵与情致，都与现代精神相通，都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传统文人画的思想情感范畴。
融合性
在中国画百年间的发展中，同时伴有融入、吸收世界美术元素的现象，这是一种世界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大趋势。被吸收、借鉴的外来美术主要有：西方（美、法、意、俄等）、日本。
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美术思潮、论著、美术教育和美术作品被大量引入。伴随着文化上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提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大批青年美术家留学日本与欧美，借鉴西方美术以改革中国绘画的呼声与实践成为潮流。
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鲁迅和画家徐悲鸿、高剑父、刘海粟等，都倡导西方现实主义美术或学院派美术与传统绘画的融和。几十年来，融和型中国画成为主潮，是中国人民欲将古老的文明推向现代文明的愿望和奋斗在美术领域的表现之一。
以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为创始人的岭南画派，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绘画。他们多曾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及日本近代美术，强调写生、取材于现实、教育性和融会中外画法──如光色、纵深感等。尤其在山水、花鸟和走兽题材的创作中，他们把居廉的没骨画法、撞水撞粉画法和横山大观、田中赖璋等日本画家的画法糅合为一，努力创造一种奔放雄劲而又富于时代感的美。岭南画派虽然云集了广东的一批中国画革新者，并不是一个以描绘地方风情或景色为指归的地域性画派。他们以创造新国画为己任的大胆探索虽不成熟，但却造成了思想上的显著影响。
受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和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启示的徐悲鸿，将欧洲写实画法与传统技巧结合在一起，把维妙维肖的造型和忧国忧民、密切关注现代生活的艺术思想引入中国画创作和教学，在20世纪50～70年代对中国画的教育改革做出很大贡献。
融和中西有广阔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可以融和成多种类型、形态与风貌。如陈之佛融东、西洋的装饰性色彩于工笔花鸟而不露痕迹；张大千晚年的泼彩画法，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因素而不改变画面的传统风神；李可染吸取西画写生法与写实观念却不减弱传统笔墨的作用；吴冠中用中国画的材料工具、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色调观念与方法表现传统的诗情、境界等，都各有千秋。
在80年代走向成熟的中年画家乃至刚刚跨入画坛的青年画家，在融和中
西方面更是进行了多样的尝试与探索。贾浩义吸收西方抽象手法，以大块墨色实现东方象征主义；田黎明把东方对人与自然的情怀，与西方印象主义融为一体，追求光影在国画中的表达；刘小刚将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与西方绘画的造型能力有机结合，以其现代图式构成、传统笔墨语言及鲜明的个性表现主义色彩为元素，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绘画范式和独特画风；杨瑞芬将西洋用色意识与国画三矾九染结合，用揉纸、接染等技法追求肌理，同时吸收日本装饰绘画、西方设计思想；蒋采苹把起源于中国、盛行于日本的岩彩画，引入工笔画创作和教学；等。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深刻地理解与学习传统，是这一潮流的普遍特色。
民众艺术
从“走向十字街头”到“描绘工农兵”
中国画自元代以来，渐渐封闭在士大夫和贵族的天地里，极少描绘下层劳动者与繁杂的社会生活，也不把下层社会人作为欣赏的主体，文人画成了贵族化的艺术。中华民国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民主革命运动和启蒙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美术家们也提出了“民众的艺术”、“走向十字街头”和“大众化”的口号，中国画在题材内容和形式表现上都与此相应，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清末民初，用传统绘画手法描绘城市世俗生活和中外新鲜见闻的著名画家吴友如，利用石印画报作为他通俗作品的传播手段，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五四运动前，著名国画家陈师曾画了《北京风俗图》册页，用半写意半漫画的笔法描绘了北京街头的人力车、泼水夫、算命者、磨刀者、掏粪夫、喇嘛僧、老西儿等。
20年代末30年代初，岭南画家黄少强、方人定也以走向十字街头为旨，以同情的态度描绘城乡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景象。北方的赵望云则到冀南、塞上等地作农村写生，以农民的痛苦生活作为画材，并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他不理睬“不遵师道”、“不法古人”、“任意涂抹”的指责，“舍去所有的师承、学校，一本自己创造的真精神”、“改变旧有的画风……用‘诚信之爱’，以唤醒群众的势力（王森然《群众画家赵望云》，《大公报》）”。冯玉祥为他的大量写生配了诗，老舍、郭沫若等都著文加以肯定，把它视为一场艺术上的革命。
抗战期间，国画家沈逸千出入烽火战场作战地写生，身居敌占区的蒋兆和创作了《流民图》，在四川大后方的一些画家如关山月等，也到西北地区写生……。他们紧踏着时代的脚步，把中国画扩展到新的领域，使高雅、超逸的传统绘画走出逃避人生斗争的象牙之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画开始普遍描绘现实生活，涌现了一批新的人物画家，如石鲁、黄胄、李斛等。走向十字街头变成了描绘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即便山水花鸟画也联系现实社会内容，强调思想性与教育意义。
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中国画画家渐渐总结历史经验，重新思考绘画与现实的关系，涌现了一大批敢于创造又钻研传统的中青年画家，中国画坛呈现一片新气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