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从与其为正义尊严自杀到倒不如苟且偷生，他们不再表现出对主体和个性失落的叹息、悲哀和留恋。从人性的异化衰落，进而变成了“虫”和“物”。人物表现出扭曲变形，常常以自我戏拟形式出现，反讽和认同荒谬的社会现实生活，表现了自嘲、沉默、颓废、反英雄特征。文学的主体已经消失，人不再有主体意识可言。科学替代了理性，成为一种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绝对力量，规定和统治了人。人成了科学的符号系统，即社会秩序的奴隶和牺牲品，人时时处处置于“秩序”的控制下，任何一种越轨和反抗，都将导致个人毁灭性的悲剧。人物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人生成了一场悲剧性的闹剧。人丧失了智性情感，不再高雅伟岸，温柔美丽，而变得猥琐渺小，华、滑稽可笑。
在作品的情节内容上，具有明显的虚构性与荒诞性特征。以纯粹的虚构、特定的境遇取代了传统文学围绕人物关系、人物命运展开情节，也取代了主人公与他人及自身发生的种种冲突。把人物从缺乏意义而又无法忍受的现实中拉开，出现了一个充满噩梦与幻想的毫无意义而野蛮的世界，停滞和重复取代了动态和变化，作为虚构的“体验场”的情景，取代了现实生活与社会环境。后现代主义怀疑乃至否定文学的价值与本体，提倡“零度写作”，即内容消失，转向中立，把世界看成是不值一提的“碎片”，否定中心和结构的存在。主张元小说创作，不断地显示作品为虚构小说，写作转向了本体展示，对写作的欺骗性进行揭露。在展示虚构的同时，发掘“叙事的固有价值”。使文学成为了玩弄读者、玩弄现实、玩弄文学规则的游戏，以此表现对生活现实的反抗，从而保持最充分的自由度。另外，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要表现世界的混乱性，人生的悲剧性，只要表现生活的荒诞性即可。在作品中表现为各种成分相互分解、颠倒，内容重复，人物怪异，情节发展扑朔迷离，荒诞不经，不受因果关系制约，内容前后矛盾，残缺不全，没有一致的终极意义可以寻求。
现代主义文学打破了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出现了明显的亚文学倾向。“纯文学”、“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乡土文学等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们之间已不再有明确绝对的分野。后现代主义文学更多地从科幻小说、西部小说、通俗小说以及一些被看成亚文学的体裁作品中汲取养料，出现了诸如元小说，超级小说、超小说、寓言小说，新新小说、“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色情小说等流行文学形形色色的文学样式。有的甚至以大众化的，诸如贺卡祝词、明信片、流行歌词、影视文学、广告等文化消费品的形式出现，从而形成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在艺术手法上，现代主义文学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创新，表现出随意性、不确定的特征。作家追求写作（文本）快乐的艺术态度。作品内容被形式所替代，即被文体的语词、句法、反讽性修辞效果所替代。叙事中心、整体性、统一性被非中心、局部性、偶发性、非连续性的叙事游戏所取代。写作态度、生存态度与文本制作形式趋于同步，通过极度的嘲弄，想象性地把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写作与阅读在其中获得瞬间的快感。文学观念首先是作为创作主体自身快乐的一种游戏意识形式而出现的。在文本制作中，突出过程、行为、事件、语象、上下文、形式技巧等，反对解释作品。罗伯-格里耶说：“读者只须观察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事物、动作、言语和结局，毋须寻找超出或少于他原有生活和死亡中的意义。”强调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只是为享受创作或阅读的愉悦，是一种表演操作和体验过程。
后现代主义作品注重表达的是“叙述话语”本身。话语和语言结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传达基础，表现出无选择性、无中心意义、无完整性，甚至是“精神分裂式”的表述特征。作品中出现了冗长曲折的句子，语无伦次的语词、对话独白、重复、罗列。大量运用蒙太奇手法拼贴画法和意识流手法。洛奇把后现代主义创作中的随意性、不确定性、无选择性的表现方法，归纳为6条原则：即矛盾（文本中的各种因素互相冲突悖离）、变更（对同一文本中叙述的事，可以更换不同的可能性，变更内容、情节、断裂作品叙述前后丧失必然性，没有因果关系）、随意（文本的随意组合，如可以任意拆装组合的“活页小说”等）、过度（有意识过度夸张性地运用某种修辞手法）、短路（情节内容在发展进程中突然中断，让读者参与对文本的阐释、解析与再创作）。其作品总体上体现出反讽嘲弄，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
话剧潮流
中国五四时期（公元1919年）是一个“吸纳新潮，脱离陈套”的时代，当时，西方已经产生和正在兴起的戏剧思潮，几乎都被中国人敞开胸襟吸纳过来。如英国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戏剧，比利时梅特林克、德国霍普特曼、俄国安德烈耶夫等的象征主义戏剧，瑞典斯特林堡、美国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还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戏剧等，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这些，都成为中国剧作家乐得吸吮的“世纪末的果汁”，并把他们统称为“新浪漫主义”。有的剧社或文学团体，干脆以轰动一时的《沉钟》和《青鸟》等剧名，来为自己的社团命名。
刚刚觉醒起来的中国青年，对西方现代派戏剧具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他们经历过封建礼教的折磨，心灵感到压抑，追求着“灵肉”解放的理想，于是，不但有对“肉”的追求，更有对“深藏在内部灵魂”的热衷。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和勇气，表达自身的向往。
于是，我们看到唯美主义戏剧的影响。大概，谁也不能想象，王尔德的《莎乐美》对中国剧作家有着如此巨大的魅力。莎乐美，这个求爱不得，不惜杀死至爱之人先知约翰，以求深吻其头颅的女性，在中国人的剧作中，依稀可见她的魅影。
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女主人公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一个“淫妇”形象。但在作者笔下，潘金莲却成为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
向培良的《暗嫩》，无论是取材、思想倾向和艺术技巧，都深受《莎乐美》的影响。这些剧作，明显带着“莎乐美”式的迷狂和悲凉，同时，也张扬着人之个性，狂热地抒发着炽烈的情感，表现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挑战，但也深藏着觉醒起来的青年的种种苦闷。
西方的象征主义戏剧对中国剧作家也颇有影响，像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之再生》，便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与自身的现实感悟和诗意憧憬结合起来，以帝王之间的争战象征现实中的军阀混战，以创造新太阳的女神象征美好理想的诞生。
田汉早期的剧作，多流露着象征主义的神秘和感伤情调。他的《古潭的声音》，以静寂深邃、吞噬生命的古潭，象征一种未知的既诱惑人又毁灭人的势力，以诗人意欲击碎古潭表层之投水举动，象征人们深入潭底、探索人生根底之决绝意志。在《湖上的悲剧》中，田汉又以女主人公白薇两次自杀的举动，象征“灵肉冲突”中，人对“肉”的摒弃和对“灵”的憧憬。
西方表现主义戏剧，也同样吸引着中国剧作家。它对人之心灵的探索和使之外化的手法，格外引人注目。洪深在他的《赵阎王》里，表现一个中国士兵赵大携不义之财，逃遁于黑森林中，内心惊恐万分，经受着灵魂的拷问和幻象的纠缠。此剧深得奥尼尔的《琼斯皇》的神趣。但当时却无法为中国观众所理解。据报道：“看的人不知所云”。
2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虽以汹汹之势，涌入中国国门，并受到一些中国剧作家的青睐，但观众的接受心理，却无法从传统一步走向现代。加之，剧作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又缺乏消化，生吞活剥，更加强了它同读者和观众的隔阂。于是，中国的现代派戏剧便如昙花一现，随着30年代社会心理由沉郁转向激昂而渐趋消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派戏剧中一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后来却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吸收，成为中国诗化现实主义的有机构成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