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汉唐两个盛世之间四百年动乱期的主流思想。玄学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玄学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与王弼致力于融合礼教与玄学，使礼教玄学化。而阮籍与嵇康则带头形成一股抛弃礼教、解放个性的风气，带动了历史上第一个个体解放的反传统运动，在当时及往后数百年成为一股潮流，许多士人仿效他们过著放浪形骸的生活。
由于自由放任的社会风气，文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人有自觉从事艺术创作的开端。抒情文学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成熟。在魏晋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文学概念，一般人只把文章作为一种表达工具，因此文学并无独立的艺术地位，直到魏晋时期才有改变。由于文学创作被魏文帝提倡并成为士人的重心，文人地位日益提高，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对文学风气的重视，首先萌芽于南方，到南北朝后期更普及到北方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纯文学著作，其的主要风潮为“唯美主义”，文人写作普遍讲求声律之美与修辞之美。自曹植开始，文人讲求文章的造词炼句，形成讲求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的“骈体文”。从此之后，文人将汉字修辞的特性研究发挥到了极致，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声律”。南朝的齐代，沈约等人据佛经梵音拼法，创汉字四声发音，正式建立起声律论，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声律来写诗，有意识地交互安排平仄声，从而形成一种高低长短交替的节奏。这是中国“格律诗”的开端。
唐代留给后世最伟大的艺术遗产当属文学艺术，诗又为其中翘楚，唐诗传今有五万首。唐初的诗歌仍然传承了六朝时期华丽柔美的风格。诗歌题材多以宫廷生活为主。唐开国约半世纪后，诗歌开始反映新时代的大气象，诗歌题材从宫廷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语言风格也脱去六朝时期的柔媚气质，转向汉魏诗歌的雄健风格。开元、天宝年间，唐代社会达到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的顶点，号称“开元盛世”，唐诗的发展也进入高潮。盛唐气象为此期名称。这一时期，诗歌多内容丰富、气势壮阔、形象鲜明、多具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最出色的诗人是李白，其豪迈奔放的诗风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高峰。盛唐时期另一位与诗仙李白齐名的是诗圣杜甫。杜诗讲究排比声韵，每句立奇字为眼、炼字锻句、刻意求工，在每字每句上反复推敲。中国诗歌的形式，到了盛唐律诗的成熟，便告大备。唐代也因此达到中国诗歌成就的最高峰，后人的创作已无法超越唐代，其要得到新的成功，只有另辟蹊径，向词曲方面发展了。安史之乱，过去的盛世不再，新的繁荣更多呈现一种平民化与多元化的趋势。诗歌也与此相呼应。
宋元明清
从五代十国开始，中国北部兴起了多个半农半牧或游牧政权。五代十国和两宋时由于北境外患频仍，全国都出现多样化的习武活动，民间广建组织、教习武术。因热衷武术，宋代兵书为盛唐年间的七倍之多。尽管如此，宋代最终的命运还是被强邻所败，原由在于北方胡人政权武力比宋朝更强大，而不是宋朝不重视武术与国防。蒙古在进行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手段十分残暴，一度声称要杀光中国五大姓。其使中国华北和南宋的川陕四路地区的巨额人口消失，土地强行被划为牧场。直到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在位时，才开始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
尽管宋代在军事方面趋于被动挨打的弱势，但在经济文化上却是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由于陆上道路被切断，宋代在海上与与南洋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南宋全盛时代，市舶岁入占政府全年岁收的五分之一，足可见海上贸易的繁荣。两宋时期与中国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与地区多达六、七十国。两宋时，印度洋之航权实操于中国人之手。宋代时，中国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制瓷器技术、针灸医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再辗转输往欧洲地区；数学的“笔算法”及“阿拉伯数字”则由阿拉伯世界在南宋中期传入中国。
明太宗曾派郑和前往西洋，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其它国家的交流。但明代，沿海为倭寇侵扰也十分严重。明代由于不胜倭寇的侵扰而实施海禁，中国在海上的活跃时期至此终结。明代在北方边境大举重修扩筑边墙，作为防御游牧民族南下劫掠和维持边境和平安定的界限。在海岸线上也严格执行贸易管制措施，来中土作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明代严格的贸易管制措施和明中叶严格贸易管制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贸易港集中地由广东、福建转往已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菲律宾、印尼。而海上的维持秩序角色由于中国官方的消失而导致海盗集团猖獗。由于海上贸易仍在暗处进行，特别是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之后，美洲的大量白银又大量流入中土，银开始成为流行的通货。
满清入取中原后，原位于东南沿海商贸性海盗介入了反清复明的活动，满清因此执行比明代更加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藉以肃清反满清的势力；直到清末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才被迫广开贸易口岸。
宋代时期，辽、金、西夏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和宋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宋廷铸造的“宋钱”信用良好，波斯、阿拉伯都能通用；高丽和日本更停止铸造本国通货，只用“宋钱”。而辽、金、西夏在文化上都深受汉人影响。许多外来农作物的传入，例如早熟稻、玉米，番薯、马铃薯，使中国的农耕区大面积延伸，也导致了后世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宋人大规模的深度推广和普及了于五代末期来自西域民族的“桌椅”形式，将五代十国末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改为垂足而坐。
汉族分别在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大量南迁避难。因此生活重心由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再移至东南沿海。在六朝和北宋以后，中国各方面的重心全部迁移到南方，华北已难超越。两宋时代是中国东南沿海最繁盛时期，此地区的土地开发与人口增长也达到饱和，导致当地人口在明清两代又开始大量外移。从明末到清后期鸦片战争发生的两百年间，中国的耕地扩张了一倍，人口绝对值更增加了两倍。而亦有大量的汉人进一步迁移至海外，诸如南洋、台湾等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其中最成功的垦殖当属台湾的开发。
中华帝国能以有限的资源维持数百年，其功臣之一即为宗族制度。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因此历朝政府都十分重视宗族的管理能力。从宋朝至民国初期，部分宗族将其订立的族规呈交地方官审批，并公告周知，使这些法令更具合法性和权威性。
庶民文化
宋代为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主要因素是江南水稻种植区的开发。南宋尽管只占领南方半壁江山，人口却超过盛唐年间。至明代已经可以以江南经济为后盾统一全中国。中国农业生产，北宋末可以养活1.34亿人，到明末可供养一亿五千万人，清末可供养超过四亿住民，可见农业之发达。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工商业最发达的时期。由于经贸发达，宋真宗咸平五年(1021年)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即使是传统的铜币，其年全盛时的平均铸币量也超过盛唐年间的二十倍。城市数量与人口不断的成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587个城镇，盛唐年间最高有1859个城镇，北宋末有逾1500个城市，晚明时最高有7500个城镇；清嘉庆末年有30000个；清末年有近40000个，并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尤其集中于江南地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行号开始出现。同业与工商业者组成的“行”，自唐代起相当活跃，宋以后更发达。洛阳有120个行，南宋国都临安则有400多个行。明代时更发展成为同业工会，成为更有组织的商业团体。明代中后期之后，以同地域者组成“商帮”，遍布大江南北。商帮资本雄厚，并建立同乡会馆。著名的商帮包括安徽“徽帮”和山西“晋帮”。徽商狭其雄厚财力与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在教育、文化、艺术上均有杰出的表现，可谓“士商一体”，为中国有史以来首见的“儒商”。而“晋商”透过资本累积，涉足金融业务，形成十九世纪中国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金融体系“山西票号”，经营范围遍及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