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 七十八岁
二月，《雷塘庵主弟子记》七卷刊成。
是年，作《行书求是居格言轴》，绢本。
是年，作《为包景维书七言联》，联为“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 七十九岁
正月，命阮亨汇刻《文选楼丛书》。夏，居扬州公道桥别业，为芜湖太守王泽手书一联为赠：“百岁老人谈旧事；一庭新绿煮春茶”。
是年，作《黄庭坚行书小子相嫩书帖题跋》，钤印“壬寅”。
是年，阮元在扬州文选楼设宴款待钱泳、梁章钜，时有“三老一堂，摩挲三代法物”之趣谈。
游扬州康山，得江春旧藏“流云槎”，上有赵宧光草篆“流云”二字，并有董其昌、陈继儒题字，阮元署“节性老人”款，现藏故宫博物院。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 八十岁
正月二十日，作《梅花图》，署款“癸卯正月二十日，荣隐竟日，在道桥别业爱吾草庐，时梅花开，池水冰泮，与敬斋、慎斋两弟俱，节性老人阮元写。”钤印“亮功锡祜”。书《寿字轴》，钤印：“颐性延龄”、“太子太保”、“癸卯年政八十”、。在爱吾草庐题《竹林茶隐图卷》。
三月初三，阮元携子阮福赴道桥扫墓未归，是夜，福寿庭宅毁于火。八月，迁居扬州徐凝门康山之右。
是年，书《寿字轴》，钤印：“太子太保”、“颐性延龄”。
是年，书《寿字轴》，篆书，钤印：“颐性延龄”、“怡志林泉”、“白乐天正月廿日生我与之同”、“癸卯年政八十”。
是年，为春腴观察公祖作《隶书八言联》，联为“含和履中驾福乘喜，年丰岁熟政乐民仁。”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 八十二岁
八月中秋，为瑞官表外孙书纨扇。书扇云：“有唐三百年，扬州廿四桥，繁华甲天下，其饮食奢侈可知。扬州府杨行密、毕师铎等争战不定，城无食，斗米值五十缗。军掠人入市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然讫无哭声，血流满市，此多年积孽之劫也。壬寅，余居道桥节性斋，王瑞官亦来住，方十岁，邻有屠，日日五更杀声甚恶，瑞官恶之，从此不食肉。瑞官乃王春涯观察之孙瑞麟也。生有善根，宜遂其善。”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 八十三岁
六月，晋加太傅衔。重赴鹿鸣宴。
是年，梁章钜携其所藏鲜于枢《扬州诗四十韵卷》访阮元，阮元嘱人摹刻于石，嵌于扬州瘦西湖畔邗上农桑之亭壁。
是年，作《耄年自述卷》，行书。钤印：“阮伯元氏”、“亮功锡祜”、“湖光山色阮公楼”。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 八十四岁
是年，为从弟阮先《扬州北湖续志》、阮充《北湖竹枝词》作序。
是年，作《吴锡麒手写诗稿卷题跋》。钤印：“太傅”、“癸卯年政八十”。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 八十五岁
秋仲八月，作《隶书十八言联》。联为“左传云养福，书范之福，身其康，养者以之；礼记曰期颐，易卦之颐，口自实，期焉而已。”署款：“道光戊申秋仲八月，颐性老人书于林泉。”
是年，作《隶书十二言联》。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 八十六岁
十月十三日，卒于扬州康山私宅。
四步读书法
阮元在人才培养上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与他在书院内实行的一套完善的读书训练法
密不可分。阮元的读书训练是个完整的工程。文献记载，它由四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算是一个步骤，循此四步建下去，即可学有所成。这四步是：
句读
要求学生分清书文的句读，即读通所读诗文。所谓读通，首先要能认字，即认读，把字音读准；其次要掌握断句，即停顿；第三要能读通，即初步了解其字句的含义；第四要能读通顺，不能读起来疙疙瘩瘩。
评校
校是校雠、校正，即拿所读书文与其他版本进行对校，勘定正误。评是评点、评说，即在校订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评定其是非正误和优劣长短。中国古代有评点读书法，读者可将阅读感受，以及对所读书文从字句到内容的评价，写在字里行间、文前文后或者天头地角。阮元这里的评即有评点之意。
抄录
阮元要求在读通读懂文字后，将所读书文的精要加以抄写，以加深对它的理解，巩固对它的记忆。
著述
这是指对阅读所获的迁移运用。它要求学生不但要读通、读懂、熟记所读书文，还要能将阅读所得撰成著作，公之社会，遗教后人，为社会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阮元的四步读书法，是中国古代创造的读书原则——读思结合、读习结合、读行结合的发挥和运用。它把阅读建立在认读基础之上，经过深入思考和熟读记忆，达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主张，并笔之于纸，形之为文，或与同辈交流，或遗教后世。它不但十分完整，符合人类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而且将读用结合起来，从而与八股式读书区分开来，显示出了它的科学性、建设性。应该肯定，阮元的这种读书训练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和阅读教学改革者借鉴。当然，阮元将“运用”局限于钻故纸堆和写诗撰文，远离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这是其读书法的主要缺陷。其次，阮元把读书视为培养封建官吏和良民的主要手段，以巩固、维护封建政权为目的，这是他的严重局限和不足。
个人成就
徽派朴学
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见《揅经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遗书．序》）。其时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为戴氏论学的“同志密友”，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劲之旅，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论学之旨，主张实事求是，“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评价阮元：“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阮元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证异文疏证．序》）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同时这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四种方法，张舜徽先生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一）
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他之前的徽派朴学前辈一样，阮元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