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巴特的管理措施首先是威胁，但一定要绕过可能遇到的两种暗礁，即对置威胁不顾的本性顽强的儿童要及早教育防患于未然，本性软弱的儿童应给予适当监督，但不能妨碍儿童自身探索能力的培养。为弥补威胁与监督的弊端，应辅以权威与爱的补救措施，他认为权威能约束儿童的超常活动，培养心智的服从，爱则依靠师生情感的和谐使管理更为有效。赫尔巴特的管理手段还有儿童活动，即给他们布置作业，以促其勤谨，防止做坏事与不受管束，当这些措施都不能奏效时，应果断采用命令、禁止、惩罚甚至体罚等手段。可以看出，赫尔巴特的管理方法首先立足于对儿童心性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一些符合儿童心理的管理措施，虽然所运用的心理知识不够科学，但这种心理学化努力的方向是可取的。配合管理与教学还有训育的方法，训育最大的特点是陶冶性，通过赞许和责备在儿童周围造成影响儿童情感、思维的氛围，促进道德性格的形成。训育的进行同样应依据心理发展的规律，因为在性格形成的因素中，除儿童天性与自然素质、生活方式外，教育的影响力最为重要。
教育思想
赫尔巴特是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先驱，是“教育性教学”的首创者和教学形式阶段的发明者，在西方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赫尔巴特明确提出教育学的科学性问题。在他看来：“教育学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说明教育的目的；后者说明教育的途径、手段与障碍。”他在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教育目的论，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教学理论，在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道德教育理论，从而奠定了科学教育学的基础。
赫尔巴特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教育性教学”的思想。在赫尔巴特之前，教育学家们通常把道德教育和教学分开进行研究和阐述，教育和教学通常被赋予不同目的和任务。赫尔巴特的开创性贡献在于阐明了教育教学之间的联系。他明确指出，“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正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德育问题是不能同整个教育分离开来的，而是同其他教育问题必然地、广泛深远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使道德教育落实在学科教学的坚实基础上，也使学科教学具有了道德教育的任务，成为教育的基本原则，推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
赫尔巴特还根据“统觉”学说，强调教学应该是一个统一完成的过程，提出形式教学阶段理论。他将教学过程分为清楚、联想、系统和方法四个阶段。其中“清楚”是指清楚、明确地感知新教材；“联想”是指学生通过一定形式的练习与作业，把系统化了得知识运用于实际，检查是否正确理解和掌握了所学的新知识。后来，赫然巴特的学生齐勒尔和赖因又发展为五阶段，即准备、提示、联想、概括和运用，为广大第一线的教师提供了一个更为容易理解、掌握和运用的教学模式。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又将其演变为五步法，即复习、引入、讲解、总结和练习。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中小学曾广泛采用这一教学模式。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德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还对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教育也有较大影响。20世纪初，它曾借道日本传入中国，对当时中国教育观念的变革和教育实践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第一次世界发展后，随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等地兴起，赫尔巴特教育思潮及赫尔巴特学派的影响逐渐衰落。
教育实质
赫尔巴特教育心理学化的明显特征是心理学化的彻底性及与伦理学的相关性。他不是把某一心理学知识具体运用在某个教育问题上，而是既包含在宏观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构中，又渗透在微观的教育工作与具体实践中，因此不论其心理学的科学程度如何，与前人相比他的心理学化具有最大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源于他对教育学科自主性的认识，教育学应拥有自己独立发展的空间，一方面逐步完善学科自律机制，建立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规范，另一方面渴望做出重大的理论贡献，赫尔巴特就是在试图建立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他要求“普通教育学必须把论述基本概念放在一切论述之前”，以确立教育学的自主性，描绘整个教育概念体系。赫尔巴特的心理学应用与其伦理学相辅相成，共同为完善教育理论服务。运用心理学知识时，他始终不忘心理本身的社会性及教育科学的人文属性，具有平衡和谐的古典主义特色。如在教育目的和内容中，他强调把个性发展与拓展的社会需求相连，兼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容，即在教育过程和方法上除正规教学外，也注重社会交往与经验的作用，体现了他对心理学与伦理学联系的深切关照，因伦理学是实践哲学，而心理学曾是哲学的分支，在本源上具有统一性，只是赫尔巴特有意识地把它们分别作为科学教育学大厦的两块基石。赫尔巴特教育心理学化的努力与追求教育的科学化密切相关，实质是致力于教育科学化的一次伟大尝试。虽然教育心理学化并不代表教育科学化，但在教育还没有自己的独立体系时，赫尔巴特找到了合理的基础进行系统化的阐述，建构了严密的逻辑体系，显然在追求教育的科学化。科学的工具理性要求教育教学关系必须依据一种科学标准，即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详细描述认识与学习的性质、过程与条件，并构建相应的教育教学原则、方式与方法。“建立关系之秩序的理论基础与衡量标准，并不是来自教育目的，而是来源于认识论、心理学”。赫尔巴特偏爱自然科学的准确性，他相信，整个精神活动可用数学公式表示，这是其心理学的一个基础。如果康德在演绎心理学上，没有上升到准确的自然科学行列是一个错误，赫尔巴特在这方面则显得早熟，“即使是伦理学，赫尔巴特也给予道德观念的不同方面和元素以精确的分析。”他把自己的教育研究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又把心理学的科学性建立在数学之上，从夸美纽斯至此大体完成了科学主义方法论基本思路的构建。“他的真正的教育思想首先在于他决不放弃教育学的独立性，正是他第一个充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赫尔巴特在心理学中的永恒地位在于他对心理机能进行数学分析的贯彻到底，那是后来受到韦贝尔和费希纳并且在往后受到埃宾豪斯的称颂的；这种永恒地位还在于他的统觉群概念中形成的关于注意和整合作用的见解；在于他使学习过程成为一种实验和定量研究领域的坚决努力。”
赫尔巴特的教育心理学化绝非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他对心理科学和教育工作的热爱，源于前人的影响和时代潮流的刺激以及教育学和心理学本身的学科特性。对科学心理学的追求和大学教师的身份与实践兴趣成为其教育心理学化的基础动力。出于建立完整心理学体系的动机，他希望在形而上学、经验、数学理论基础之上，把心理现象与规律阐释清楚，以指导其他科学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他强调数学对心理学的重要性。康德曾宣称，“除非具有数学成分，否则没有什么知识可以称得上科学”。赫尔巴特进一步指出，文化作为行为发展的决定性变量必须引起心理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心理学必须从思辨中解放出来，接受科学方法论的挑战，从分析人类的经验着手，客观地解释人类心理生活，而经验又是由人类的习俗、价值、种族等文化现象塑造出来的，因此应重视人种史和多文化的系统描述。19世纪的德国，科学的含义不仅意味着运用自然科学的计量方法，如赫尔巴特对数学、物理的偏爱，且在于德国独特的理性思辨文化传统，认为科学应符合逻辑的理论体系。德国教育家及科学家都比较重视哲学与基础科学的探讨，当英国仍被只重常识的经验主义左右时，德国却在科学上进行着创造性的实验与理论研究。“当时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化思潮，看来也是反映了德国当时学术界重视基本理论研究的要求和学风。”因此，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体系具有德国学术界重视理性思辨的色彩。另外，19世纪前后德国对科学的崇尚及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强烈要求改革教育，以提高教育教学效率，这大大刺激了人们寻求科学教育学的欲望，以及教育家对教育的心理基础的关注，而极富学养偏爱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赫尔巴特在教育心理学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一场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革命已经在进行。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抗议机械地灌输知识。它强调发展儿童固有智能的新观念。”赫尔巴特的教育心理学化继承了康德、裴斯泰洛齐的思想，还深受泛爱派教育家特拉普和神学教育家施瓦茨等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及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个人爱好、时代需求、思想来源成为赫尔巴特教育心理学化的必要条件，而教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及与心理学先天的融合优势为其心理学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教育学和心理学同为研究“人的发展”的科学，广义上都属“人”学范畴，学科本身具有很多交叉融合的有利条件，为心理学作为研究教育的科学方法提供了实现的基础，也是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