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各界关注和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科技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人物生平：
童年时期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的
独子。他自幼性格内向怕羞，但他是在充满知识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父亲很小就教他写字，还教他做木工活、观察鸟类和欧洲地理、植物分类等知识。他尤其喜欢法国，后来曾游学法国一个学期，法语也是他运用娴熟的一种外语。李约瑟阅读面很广，10岁时就囫囵吞枣般地一次“啃”完了德国弗里德里希·希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历史哲学》原文。
在家庭朋友、医生约翰·布兰德-萨顿（Sir John Bland-Sutton）的影响下，李约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通过观摩手术和为父亲的外科手术当助手。他在认识到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后，申请学习医学，想成为一名医生。
大学时期
1917年10月，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尤其是那些与宗教有关的社团活动。他还负责邀请著名学者前来给医学生做人文科学讲座。这些讲座涵盖的科学史之广，尤其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如何导致众多的科学试验、思想和理论的产生，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几乎是一入学，李约瑟便放弃了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在他看来，外科医生就是“锯骨头”，太机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导师建议他改学化学，李约瑟也认为化学比解剖来得有意思。
1920年李约瑟获得学士学位。而这时，李约瑟失去了父亲。同时他找到了生物化学大家弗里德里希·戈兰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霍普金斯马上要李约瑟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呵护下，李约瑟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节节上升，在短短几年中便晋升为高级讲师（reader）。
中年时期
1923年春天，李约瑟开始与同事多萝茜·迈瑞·莫伊勒（Dorothy Mary Moyle）约会。多萝茜年长李约瑟5岁，是一位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学家。次年9月13日，俩人结为夫妻。
1924年10月，李约瑟博士论文答辩，凯斯学院将“院士”荣誉作为贺礼，这不但使他在学院拥有一间寝室（那就是著名的K-1），而且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不到24岁，李约瑟已经功成名就。
193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约瑟的3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更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将取得更大的功名。果不其然，他在1941年当选为英国王家学会会员。
1937年8月，鲁桂珍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鲁桂珍师从李约瑟的妻子。李约瑟几乎对鲁桂珍是一见钟情。根据李约瑟日记的记载，他们一起在剑桥的印度餐馆或最好的意大利餐馆用餐；观看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手挽手地沿着封冻的河边散步；到法国埃弗伦度假。
中国情缘
在1938年2月的某个晚上，李约瑟与鲁桂珍有了肌肤之亲，地点是凯斯学院的寝室K-1。当时，李约瑟的妻子前去探望家人，而温切斯特的用词“the couple’s ener gies being spent”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完事后，两人躺在床上抽烟。在鲁桂珍的指导下，李约瑟在日记本上用中文写下了他们抽的东西——“香烟”。这是李约瑟第一次写中文。李约瑟端详自己的杰作，说道：“我必须学习这种语言。”接着，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与鲁桂珍的关系，李约瑟产生了反战的情绪。他在集中精力完成第二本著作——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之一”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的同时，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民。
1941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设立在中国重庆的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
1942年夏天，他专程前往纽约，看望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告诉她即将踏上中国国土这一消息。在他们短暂的聚会中，李约瑟告诉鲁桂珍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
1943年2月24日，在经过10个星期的航程后，李约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加尔各达起飞，于下午抵达云南首府昆明。
1943年-1946年间，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3万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他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这一中国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喜爱战争时期的冒险生活，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渐精通。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
1948年，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分给他。与此同时，李约瑟还结识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桢等在内的朋友。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当日本投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1万卷1亿7千万字。
1946年3月，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Julian Huxley）的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李约瑟似乎仍然对皮肯告状耿耿于怀，便选择了离开。但是，李约瑟仅仅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因为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于是，李约瑟辞职返回剑桥，回到他的K-1，并马上着手他的计划。
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一卷的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一周后，出版社复函，接受了李约瑟的计划。但数周后，李约瑟又修改了计划，将书的卷数扩大到7卷（第1卷，总论；第2卷，中国哲学；第3卷，前科学；第4卷，中国技术；第5卷，“李约瑟问题”；第6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史的关系；第7卷，展望未来），在10年内完成。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又几经修改，工程变得越来越庞大。
老年时期
1954年8月14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出版。但是，李约瑟却没有留在英国躬逢其盛。7月下旬，他和妻子前往巴黎与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鲁桂珍会面，开香槟庆祝著作即将出版。随后，李约瑟夫妇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会后，俩人来到法国小镇安波伊斯（Amboise），在达·芬奇度过生命最后三年的房子和墓地边上度过那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