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著名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人物简介：
求学时期
李泽厚，湖南长沙宁乡县道林人，生于1930年6月，曾就读于宁乡四中，湖南省第一师范，1945秋，李泽厚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因为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贫困是李泽厚不完美的青春年代的一个烙印，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生时代。“家道中落，没有饭吃的那种痛苦，你是不能体会的。”他对本刊记者说。
所幸他天性聪明，一路入读的都是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有名但很保守，国民党党棍做校长。当时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校里却没什么进步气氛，连《大公报》都不让看。“但是书店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去城里的书店站一整天。”李泽厚对本刊记者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李泽厚确实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学风保守的学校是一个异类。“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我还一直想加入共产党，当时湖南大学就有地下党，后来因为母亲死了要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接收我，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
“我当时也是不要命的。去送毛泽东的一个文稿，街道上真是军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垫下面。所以我对一些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过，但那不解决问题。”这是李泽厚一生中和政治以及“主义”最亲近的时刻。“当时我们毕业时有个小册子，每个人写几句话。有个同学居然记得我写的那句话：‘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KM就是Karl Marx(马克思)。”
1950年，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抗美援朝，李泽厚还是满怀激情在系里作讲演，但他对入党的态度却有改变。“我的确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早，就看不起很多人。解放后我看到一些人入团、入党太容易了，就是积极一点啊，表现好啊，他们不是真的信仰。入党是要真的信仰，你要献出你自己。”
穷困一直折磨着他。“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我得了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李泽厚于是独住在楼顶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阁楼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上是那时写成的初稿。他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李泽厚说。
才气上自傲，物质上自卑。李泽厚后来跟朋友对谈时说起：“很遗憾，北大我倒看上过至少有两个女孩子，挺喜欢，姓甚名谁、哪个系的都打听清楚了。可是跟她们一句话也没讲，她们也不知道我何许人。”
他初中时酷爱鲁迅和冰心。两位名家一刚一柔，刚好对应了他生活中的不幸和幸福。“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与温暖。”李泽厚说。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为维护自己所寻求的真理，不惜两面作战；在回忆母亲、童年、故园以及曾爱慕的女生时，文笔却又轻柔优美。
青年时代
大学毕业后，李泽厚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李泽厚在政治气氛浓厚的社科院是个异数。“他不按领导的指示来写，那时总挑他毛病，开了好几次批判会。”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在政治性上不“过关”，但李泽厚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1955年，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成名。这时，他不到30岁。“1987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匪浅。我当时脸红了。”同样的想象还发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惊讶地对我说，以为我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这是李泽厚富足生活的开始。他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这在当时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在新加坡，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我买了一块不太坏也不是名牌的表，就可以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很少为金钱的事务发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着他。“约有2000元吧，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李泽厚说，1960年下乡那次，饿得全身浮肿，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价饭馆才有肉卖，所幸还有点稿费，那就不在乎。到高级饭馆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几次肥肉。
李泽厚的版税超过百万，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采访中，他会几次提到：“我个人经济搞得很好。我从美国回来是坐商务舱，我自己掏钱的。”作品在学界和市场上都通过了检验，这使李泽厚有底气立下一个规矩。“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50年代我不是已经有点名气了吗？那时候约我写文章、出书的很多，我99%都拒绝了。”李泽厚说。
很难说李泽厚是否意识到了前辈学人因为谨慎而少有建树，但他在和一个朋友的对谈中说：“反正我是称过他们的分量，分量也就那个样子，包括一些名家。”脾气倔强，不懂迎合却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缘不好。这个特点到老年也没改变。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干净，却少有朋友拜访。
李泽厚确实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钱钟书给他写信，他说想不好如何回复，拖一阵就忘记了。替宗白华写《美学散步》的序言，“我始终没和宗先生交谈，我没去看望他，事前事后也没去征求他的意见”。但宗白华先生去世的时候，李泽厚得知他是因行政级别不够而被阻挡了就医之路，在90岁诞辰的前三天逝世，就写了一篇悼文：我为宗先生哭！我为中国知识分子哭！我为中国哭！
文革时期
李泽厚从“文革”时就开始考虑经济问题。“当时是政治挂帅，但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吃饭哲学’。”吃饭是什么？吃饭就是发展经济嘛。我非常欣赏莫言，他在文章里写，饿的时候，他吃过煤渣，到那个时候所有荣誉、地位，什么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那是！我没有饿到那种程度，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我经历长期饥饿的就是下放农村，吃的真差，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天只有4个生白薯，还要劳动。那时牛都死光了，我还保留人拉犁的照片，一二十个人包括农民在内，共同控犁耕田。”
从1958到1978的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物资紧缺，活力全无。李泽厚的生活是这段时间停滞的一个注脚：“我在困难时期用的那个暖壶，没有铁的，竹子做的，你们看都没看到过。一用就10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工资10年20年不涨，大学生毕业52元，也许以后60年都是这样。物价也很稳定，3毛钱一个猪肝，10年也不变。1958年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当时日本还没有在话下。结果搞了10多年，日本比不上，台湾地区也比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