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制度
松赞干布洞悉贵族、领主及部落酋长拥兵自重是导致分裂、有碍统一的病根，也是父亲朗日松赞统而复裂的血的教训。于是他按照唐朝府兵制度，并结合了吐蕃地区的特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军事制度。
据藏文史籍《五部遗教》、《贤者喜宴》等记载，松赞干布将吐蕃分为千个“茹”（藏语“部”的意思，它是吐蕃的大军事区和行政区），即“卫茹”（即中茹）辖以逻些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北之地；“约茹”（左茹）辖以雅砻河谷为中心的江南之地；“叶茹”（右茹）辖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之地；“藏茹”（后茹）辖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北之地。每茹又分上下两个分茹，共8个分茹，其中除“卫茹”只设7个千户府和1个下千户府外，其余3个茹各设8个千户府和1个下千户府，合计共有31个千户府和4个下千户府。每个分茹设大将1人，副将1人，判官1人统管。每个千户府有兵约1万人上下，由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统帅。这些官员既是军队的统帅，又是地方行政的最高长官，同时也是大小领主。故千户府可谓军政合一的组织。各分茹的马匹和旗帜以不同的颜色相区别，目的是一目了然该支茹的武装，以便调遣。另外，茹的编制设有元帅和副元帅，但不常置，征伐时由吐蕃王朝临时委派，位与王朝宰相平列，直接听命于赞普。改编后的千茹兵力总计402400人，这与《新唐书·吐蕃传》中吐蕃“胜兵数十万”的记载相吻合。
各茹的元帅、副元帅以及掌握兵权的万户长、千户长等大将，松赞干布规定这些官员都必须经由王国政府任命，根据其功过实行奖惩。所有士兵都按名登记造册，由政府掌管，不得更改扩充；吐蕃王国所有军队调动必须以赞普下发的金箭为凭。军队出兵征战时，又另派监军对元帅、万户长、千户长等进行监督。
此外，松赞干布又从每茹抽调1千户为禁军，守卫赞普牙帐。这支禁军由赞普亲自掌握，足以对付地方军队的势力。有这些严密的军事制度保证，他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和指挥军队。松赞干布还建立了戍边制度，每年必亲自率兵巡边一次。军事上的强盛，巩固了吐蕃的统一和安定，也引起了经济和文化上的日益繁荣。
经济制度
吐蕃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为有利于生产，繁荣经济，松赞干布从唐朝的均田制中得到启发，他结合当地的社会实际，施行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均田制。根据自由民在吐蕃社会所处的重要地位，他下令，首先把王田和一部分国家财物(如牲畜)分给了贫苦的自由民，“开拓荒地，划分良田牧场”，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与畜牧业，并制定了“绿册”，登记平民的户口和耕地面积，随土地而固定赋税。
土地分配之法还曾推行于奴隶中，耕种王田的每户奴隶可按劳动力的多少分配一份土地，也立有专门的户籍册，并规定了所使用的土地及担负的租赋与劳役。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与社会安定，吐蕃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
畜牧业上，饲养的牲畜以牦牛、马、羊为主，亦杂有猪、狗等家畜。春、夏季逐水草而居，秋、冬季节有固定的草场。“牛羊蕃息，蹊径皆满，”吐蕃王朝征收的“牛腿税”从侧面也反映了牧业发达的程度；农业上，此时已有了较高的生产水平，培育和引进了新品种，农作物以青稞、小麦、荞麦、豆类为主。在耕作技术上，一般采用“二牛抬扛”式的犁耕，农田相连，人民以“高地蓄水为池，低地于河中引水灌溉……开辟阡陌”并“广开田亩，兴修水利，沟渠纵横。”这些比以前都大大地进步了；商业、手工业得到了发展，淬火和磨砺技术的掌握，冶金业水平的提高，为干戈风云、驰骋疆场的千军万马提供了足够的铠甲刀箭等。吐蕃商队的足迹，踏遍了中亚细亚各国，创造了高原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文化政策
松赞干布在文化方面的建树，最为人称颂的是创制文字，派吐蕃子弟求学长安和崇奉佛教等项。从前，吐蕃没有文字，“其吏治……结绳齿木为约。”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古昔并无文字，乃于此王（松赞干布）之时出现也。
根据吐蕃对外关系、生产发展及治理朝政的迫切需要，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派出以吞弥·桑布扎为首的16名贵族子弟到天竺（印度）等地留学，研究梵文和西域各国文字。经过反复的比较，采取笔划简单明确、易于书写的不同形体，创制了有30个字母的藏文拼音文字（都是辅音），又利用辅音重叠或在辅音上添加一定的符号构成复辅音。另外又设计了4个元音符号，加在字母的上下，用来拼写藏语。
藏文创制后，松赞干布不但身体力行，自己专心学习了4年，而且他号召大臣们学习藏文，特别规定青年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学业好的还要给以奖励。他又命吞弥·桑布扎撰写了《文法根本三十颂》，以韵文歌诀说明主要的文法规则，包括8种“格”和虚字的使用法，作为学习藏文的教科书（尽管有人对吞弥·桑布扎一人创制藏文之说持有异议，或者说是众多无名英雄的集体劳动成果，但藏文的创制的确是在松赞干布任吐蕃赞普时完成的，这一点一直为众所公认）。由此，吐蕃的民族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
松赞干布在位时，选派了一批精通藏文的贵族子弟到唐都长安，入太学学习诗书，让他们大量地接受唐朝先进的封建文化。这些人聪慧不凡，许多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唐高宗时的吐蕃使臣仲琮精通藏汉两种文字，辩才无碍，曾为唐人所称道。又如唐中宗时赴唐迎娶金城公主的吐蕃使臣明悉猎与汉族文人对诗，由于其“玉醴由来献寿觞”极为得体，被传为佳话。
宗教政策
吐蕃人原来信奉苯教，以占卜休咎、祈福禳灾、治病送死、“役使鬼神”等为其主要活动。传说吐蕃先王以苯教治国，直到7世纪时，苯教首领在赞普朝廷中还保持着较高的地位，如大小盟会时告神的巫者即是。松赞干布从泥婆罗、唐朝引进佛教，将佛像、佛经、法物等输入到吐蕃。据载，吞弥·桑布扎回国时也带来了几部佛教经典，以后译成藏文，自此佛教开始传入了吐蕃。松赞干布在吐蕃建立了大昭、小昭二寺以及12座佛教寺庙。不过当时吐蕃人绝大部分是信奉苯教的，即所谓“好咒誓、谄鬼神”，还没有多少人出家为僧。直到赤德祖赞赞普时代（704—755年），佛教才逐渐在吐蕃境内传播开来。
外交举措
松赞干布对周边各国，采取了睦邻友好的政策。他在位期间，把坚持发展与唐的亲密关系，作为缔造强大繁荣昌盛的吐蕃王朝的基本国策，使吐蕃和唐朝的关系极为和睦，双方之间互敬互助，加强了彼此的友好情谊。尽管后来双方的统治者屡次失和，但两族的传统友谊却一直继续下来，双边使节往来与年俱增，络绎不绝，并在往返的信件中经常提到相互“虽云两国，实若一家”“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
据粗略统计，自贞观八年（634年）至会昌六年（846年）的212年内，双方遣使来往达到200余次之多，平均近1年就有1次。为了便利交通，吐蕃境内进一步完善了驿站制度，“百里一驿”，驿有“量顿官”，对唐使“接待殷勤，供应丰厚。”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远征辽东返回。松赞干布立即派禄东赞入长安上奉表文，并献用黄金铸成的金鹅一只，“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作为吐蕃对唐友好的表示。
《新唐书》记载：（松赞干布）使禄东赞上书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丽恃远，弗率于礼，天子自将度辽，隳城陷阵，指日凯旋，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其高七尺，中实酒三斛。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从玄策讨破之，来献俘。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使臣王玄策应差赴西域途中在中天竺被劫，所携财物被抢一空，王玄策前往吐蕃寻找援兵。松赞干布闻讯立即派出精兵千余人，又请尼婆罗出骑兵7千多人协助，由王玄策指挥，击败了中天竺劫贼，虏其王执献长安，再次体现了蕃唐间的互助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