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就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抨击：“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其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1966年，宋庆龄致函友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信中否认了孙中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明确表示她和孙中山俩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宋庆龄回忆道：“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甚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
民族
在1890年代，孙中山同梁启超、谭嗣同、张之洞等，俱以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来看待近代问题。至1900年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在野知识界引入西方带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倡导“民族主义救中国”，激荡“排满”思潮。1906年，孙中山对日人说出“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这样的话语，正是这股以“排满”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救中国”思潮的产物。
至辛亥年前后，梁启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念均有极大的进化。梁启超于1905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与“排满”思潮决裂。孙因现实需要（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发动民众的重要工具），虽然在辛亥前从未公开批评过“排满”，但1912年元旦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与梁启超的意见已颇为相近。自此之后，保有“满洲主权”也成为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
1920年，在对上海国民党人讲话时，孙氏的民族观再次进化。孙否定了自己辛亥年提出的“五族共和”之说，转而倡导所有民族融和为一个中华民族：“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可惜的是，孙的这种民族观，并没有被历史继承下来。
主要著作
诗词
《挽刘道一》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这是孙中山唯一流传下来的完整的诗。诗中祭奠和追思的是萍浏醴起义烈士刘道一。
文献
家系历史
祖居
孙中山祖籍在广东省东莞县上沙村（今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上沙村），其祖先常德公，在元朝末期（约公元1350年）受到张士诚、朱元璋等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因而与东莞的何真交往很好，所以也就由南雄珠玑巷迁来上沙村定居，到了第五世房礼赞公搬迁至香山（今中山市）。根据孙中山故居“孙氏家谱”所载的“始祖、二世、三、四世祖，都在东莞上沙乡居住，五世礼赞公才从上沙迁走，先辈的族谱仍以上沙作为“故乡”。
右图为孙中山于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与东莞孙氏宗亲的合影。
（家系历史图册图片来源于 ）
上图：2012年5月26日，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博士与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后裔在广州曹崇恩雕塑公园共同栽下一株博爱、希望之树——白玉兰。
家族
人物轶事
名字
孙中山使用过不少名字，
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孙中山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不再面临满清的追捕，其本人之所有公私档案均以本名“孙文”署名。
此外，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亦采用此说。
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
清政府官方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
尊称
孙中山病逝后，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
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公家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
（孙中山与宋庆龄图册图片来源于 ）
遗嘱
孙中山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
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
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国、拯救民众。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四分五裂状态，段祺瑞坚持召开“善后会议”，实行军阀间的重新分赃，使中国继续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孙中山则极力谋求和平统一主张召开有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从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在遗嘱中谆谆以此为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
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临终时遗留下的私产，除了衣物书籍外，只有一幢南美华侨赠送给他的上海住宅（即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他的《家事遗嘱》写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这份遗书的中文译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