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这个黑暗现实（主要是国内形势）形成一种重压，使夏目漱石几乎喘不过气来。面临这种形势，他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乃是漱石思想意识产生种种矛盾，创作过程产生种种曲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的作品不断寻求解决办法，但总是找不到的根本原因。在作品中批判社会的内容大大减少了，力量也大大削弱了，而集中精力以精雕细刻的手法剖析人们的内心世界，批判人们的私心，尤其是在男女爱情矛盾方面表现出来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则成为漱石后期作品的主要内容了。总之，如果说他的前期
作品在社会批判的大胆和尖锐方面超出同时代一般作品水准的话，那么他的后期作品在剖析人物心理的细致方面和在批判人物私心的深入方面，也是同时代一般作品所不及的。
另外，夏目漱石毕生创作汉文诗两百首余，还用中文写作了《正成论》（1878）、《观菊花人偶记》（1885）和《木屑录》（1889）等汉文作品。毋庸置疑，早年对用汉语写作汉诗文的热衷和喜爱可视为之肇始，这在漱石很多的谈话录中可见端倪。1906年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予之爱读书》，和发表在《文章世界》上的《吾文学获裨益之书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当时文坛趋之若鹜的赖山阳（1780~1832）的汉诗“因铺陈繁冗而感到厌恶”，独独倾倒于被人所不齿的荻生徂徕（1666~1728）的汉文，并在小说《草枕》中假借和尚与老人的对话表达了“徂徕比山阳的文章好很多”的取向。与力导汉诗日本化而流于粗率露骨的赖山阳相比，更偏爱倡导直接使用汉语训读诗文、抛弃朱子学带给汉诗其本身的束缚与桎梏的徂徕，足见夏目漱石对汉诗文的热爱之情。
人物影响
漱石在日本享有
盛名，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中小学选他的作品为教材，所以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读过他的作品。文学史家公认他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有的还将他和森鸥外并列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两位巨匠。日本发行的千元钞票票面上决定采用他的头像作为标志，对于一个日本作家来说，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漱石也是最为人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世界几种主要语言都翻译了他的作品，有的甚至翻译出版了他的全部创作。漱石也是中国人民最熟知的日本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早在解放以前就介绍到中国来了。《鲁迅全集。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入他的两篇小品文的译文，即《挂幅》和《克莱喀先先》。这本书的附录中写道：“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日本（朝日新闻）曾评选揭晓了一千年以来最受欢迎的50名日本文学家，在两万多张选票中，夏目漱石以3516票位居傍首。
夏目漱石一生著有两部文论、大量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但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以他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树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给后来的作家以深刻的启迪。夏目漱石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以他具有鲜明个性的、丰富多彩的艺术才能，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作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叠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精确细微的描写开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
人物评价
鲁迅先生说：“夏目漱石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人物思想
自己本位
夏目漱石早期的思想是“自己本位”，在这一思想的建立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借鉴了西方近代哲学、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东方儒家思想是“自己本位”的根本，西方近代哲学是其方法论。夏目漱石不太看重以求真为目的的“挥真文学”，他的文学理念是以“自己本位”为出发点来构筑的，是以追求“善、美、庄严”为理想的。他的“自己本位”的思想，究其根源，仍然是以东方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西洋的思想观念、西方哲学的介入，只是为他选择人生道路、构筑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
夏目漱石一开始就讲明，他的这种“自己本位”绝对不是那种时时、处处以自己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而是一种具备“公平”与正义的发展自我个性的道路。发展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幸福是自己个人的权力，但是不能因此毫无理由地剥夺他人发展个性、追求幸福的权力。在最后他又声明，他的这种个人主义，决非俗人所想的那种危及国家、危及他人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道义”之上的个人主义，是以尊重他人存在为前提的。他自己把这种“自己本位”思想的特点归纳为三条：（1）欲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2）欲想使用自己拥有的权力，必须懂得伴随这种权力的义务；（3）欲想显示自己的金钱的力量，必须重视伴随金钱力量的责任。同时，他又警告年轻人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定程度的“伦理修养”作基础，那么他没有发展个性的必要，也没有行使金权的价值。
夏目漱石在《草枕》中提出了“非人情”的文学创作理论。“非人情”的提出及其含义与禅宗思想有着紧密联系。在广泛学习和模仿西欧的明治时代，漱石提出“非人情”的文学创作理论，旨在呼吁日本作家创造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
另外，在夏目漱石的《文学论》的理论构筑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论证方法是西方经验论哲学以及心理学理论，思想的基础却是汉学中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这一经国济世的“有用之学”。书中运用的主要的西方理论有：斯潘塞的经验论哲学、T·A·里博的《情绪心理学》、罗伊德·摩根的《比较心理学》、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等。他在论述艺术家的创作态度以及理想时，利用了心理学上的“物我”两分的方法，把“物”三分为自然、人、超感觉的世界，把“我”的精神作用三分为“知、情、意”，并进一步将其分为“真、善、美、庄严”4类。
在论述第4种精神作用时，认为“意志”与“意志的实践”（在这里指道德）是密不可分的，他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特有的基于儒家道德的文艺家的理想——“庄严”，因为这是夏目漱石论述的重点，从中可以了解到夏目漱石思想的真实面目。他说，这种“壮”理想在与“为国、为道、为人”的道义的理想结合后，就能引发一种“特别高尚的情操”，即所谓的英雄主义，而“到达真正的英雄主义，就能产生一种极其壮烈的情感”，尔后他惋惜地说：“在文艺家当中，以此种情绪为理想者，在当代几乎没有”。从他的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漱石文学中的那些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伦理道德修养的人物形象了。
夏目漱石不太看重以求真为目的的“挥真文学”，他的文学理念是以“自己本位”为出发点来构筑的，是以追求“善、美、庄严”为理想的。他的“自己本位”的思想，究其根源，仍然是以东方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西洋的思想观念、西方哲学的介入，只是为他选择人生道路、构筑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方法。
汉文学
夏目漱石毕生对汉文学钟爱有加，直至修善寺大患、在临终之前仍有汉诗留世。由此可见汉诗文在夏目漱石一生中的重要地位。夏目漱石是伟大的小说家、徘人，也是日本明治以来少有的汉诗人。曾亲历英国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亦屡屡在文著中彰显其卓越的汉文修养。崇尚与谢芜村俳句中的江户情调，耳濡目染荻生徂徕的“汉化”之精髓，出生在明治维新后举国学习西方之大背景下，响应国家的号召引进西学，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的，这对于自幼熟知唐宋诗文的夏目漱石无疑是矛盾的。这点亦可从夏目漱石的汉诗文中窥得一清二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