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陆建章来到时，徐树铮正在吃饭。杨宇霆听见陆建章来请见，就对徐树铮说：“此人十分可恶，把他杀掉算了！”又顺口骂道： “老混蛋又来找死！”陆建章进入后，见徐树铮正在吃饭，便问： “为何这时才吃饭？”徐树铮回答： “从外边刚回来。”陆建章又问： “从何处回？”徐树铮回答： “自丹忱（倪嗣冲）处回来。”陆建章即面有不悦之色。杨宇霆与陆建章先到客厅说话，没过多久，徐树铮就请陆建章到花园里去，将其枪毙。徐树铮先斩后奏，他杀了陆建章以后，就通电控诉陆建章“勾结土匪与乱党，煽惑军队，希图倡乱”等罪状，以使其暗杀行动正当化，段祺瑞也不予追究。但张作霖、卢永祥、李纯、陈光远等军阀均对此颇有微词。最忌恨此事的还得是陆建章的侄女婿冯玉祥，虽然徐树铮在杀了陆建章后专电稳住冯玉祥，却在七年后尝到了苦果。1925年12月30日徐树铮遇害固然不仅仅是因为陆建章案，但冯玉祥的幌子正用的是陆承武为其父报仇的名义，可见陆建章案对徐树铮的致命后果。
绝域蹴鞠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后，不仅大力推广蔬菜种植以作长久计，还在外蒙修公路、开银行、办报纸、建学校，全力推进中国化教育。若能假以时日，潜移默化之下必有大收获。可惜历史终究没有给他很长的时间。徐树铮还在外蒙首府库伦修了一个西洋网球场，闲暇之时常同部下官佐们一起打网球健身，并笑称此乃“绝域蹴鞠”，颇有汉唐时代戍边将领们的风采豪情。
诗句托梦
徐树铮虽然与其他军阀的关系普遍不佳，却同晚清民国的实业大亨张謇肝胆相照。他曾致函张謇，表达自己对他的景仰之情。 诸多后生晚辈之中，张謇最欣赏和器重的就是徐树铮。徐树铮于1925年11月自欧美回国后，还特地与孙传芳一起亲赴南通狼山会晤张謇，与之谈天说地，想推张謇为大总统，以抵制冯玉祥，张謇口占一绝：“将军高唱大江东，岂与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平章休问老村翁。”以示婉拒。 等到孙传芳等离开、徐树铮单独留下时，更是五体投地拜张謇为师。 随后徐树铮北上京津，张謇也不禁为徐树铮的人身安全担心。徐树铮临走前安慰张謇不用担心，自己不会有事，但张謇依旧捏了一把冷汗。
一日深夜，张謇已经睡着了，忽然间却做了一个诡异噩梦，梦见徐树铮面色凄苦，走至自已的床头前，口占了一首诗：
与公生别几何时？明暗分途悔已迟。
戎马书生终误我，江声澎湃有谁知！
然后徐树铮的身影倏然消失不见。张謇大惊失色，从梦中惊醒，全身已经冷汗直出。他感到不妙，披衣而起，坐等天亮，同时拿出纸笔，把梦中徐树铮口占的那首诗记了下来。没过一个时辰，徐树铮在廊坊惨遭枪杀的噩耗即已传来。刚才徐树铮托梦于张謇的那首诗，竟然是绝命诗。张謇由此终身痛恨冯玉祥。
施恩蒋公
1922年徐树铮在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曾在孙中山面前夸赞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的蒋介石。后来蒋介石成为中国国民党领袖后，对徐树铮的恩德念念不忘，因此厚待徐树铮之子徐道邻，甚至延聘他为家庭教师，教蒋经国汉文，所以蒋经国称徐道邻为“夫子大人”。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之前所撰的警告日本军阀的《敌乎？友乎？》一文，就是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可见蒋、徐两家的密切关系，这都是蒋介石报徐树铮提携之恩的结果。
个人作品
徐树铮著有反映他个人政治思想的《建国铨真》与文学作品《视昔轩文稿》《兜香阁诗集》《碧梦庵词》等。经其子徐道邻整理为《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于1962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年其女徐樱又推出增刊。
人物评价
总评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文武双全的人才，一方面，他出身秀才，饱读诗书，袁世凯曾形容徐树铮“一脸的书气” ，在民初武人中可谓鹤立鸡群；另一方面，他勤习武艺，晓畅军事，虽有直皖战争之败，但他所拟的战争草案却得到时人高度赞许，皖系的另一人物曾毓隽还认为皖系战败不应归咎于徐树铮，反而是因为各路将领没能好好履行徐树铮所拟的战争草案。 徐树铮的活动是紧紧依托段祺瑞的，他与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并称皖系的“四大金刚”，而他无疑是最受段祺瑞信赖和倚重的谋臣，因他如诸葛亮挥动羽扇一般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故人称“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对段祺瑞始终忠诚不贰，鱼水情深，在皖系军阀当权的1916年至1920年间，干出了许多大事，如再造共和、扶段倒黎、引奉入关、武力南征、对日签约、筹建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收复外蒙古等等。徐树铮在活跃于政治舞台期间，为人专横跋扈、锋芒毕露，学者称“徐树铮做事，往往独断独行，亢直自爱，有时令人难于忍耐” ，这种处事风格让他与许多军阀官僚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段祺瑞都对此有所不满。
正是由于徐树铮是段祺瑞的马前卒，而且在军阀中人缘极差，所以直皖战争后段祺瑞倒台，徐树铮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备受攻击。当时出版的许多关于徐树铮的著作，如《徐树铮秘史》、《徐树铮正传》、《徐树铮轶事》、《徐树铮小凤合刊》、《安福祸国记》、《安福痛史》、《安福大罪案》、《段氏卖国记》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徐树铮加以丑化和抹黑，无不指责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北洋军阀倒台后，先后执政的国共两党都对北洋集团全盘否定，徐树铮自然也被打入“反动”人物的黑名单中。但由于他曾收复外蒙古，加上晚年与孙中山的联合，所以对他的评价不算太过贬低，甚至比起直系当权时略有上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史料的发掘运用，人们对徐树铮越来越重视，评价也趋向客观，尤其是时下民族主义情绪发酵，徐树铮以其收复外蒙古的功绩而耀眼，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抬高，形象也变得正面起来。总而言之，徐树铮如同许多近代人物一样，世人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都是毁誉参半、两极分化，且其评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形象复杂而颇具争议的人物，正如为徐树铮作传的学者王彦民所说，徐树铮“有爱国之心之行，亦有误国之处”，“徐树铮一生毁誉交加，毁者谓其罪大恶极，以致杀之而快；誉者倍称其爱国之至，恐继起者无匹”。
各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