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师古（581年—645年），名籀（zhòu），字师古，隋唐以字行，故称颜师古，雍州万年人，生于京兆万年（今西安），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唐初儒家学者，经学家、训诂学家、历史学家，名儒颜之推之孙、颜思鲁之子。
隋文帝时，颜师古曾任安养县尉。唐朝建立后，颜师古担任中书舍人，专掌机密。唐太宗即位后，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子。累官秘书监、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九年（645年），颜师古随从太宗征辽东，途中病故，年六十五，谥号“戴”。
颜师古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有《匡谬正俗》、《汉书注》、《急就章注》及集。
人物生平：
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颜思鲁的儿子。 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隋文帝仁寿年间，由尚书左丞李纲举荐，任安养（今湖北襄樊）县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其年少，问他：“安养剧县，子何以治之？”颜师古回答：“割鸡焉用牛刀。”杨素惊其夸口。其后果然以政绩突出闻名。后因坐事免职居长安，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大业十三年（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入关，颜师古从父至同州朝邑长春宫谒见，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职。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王朝，拜颜师古为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掌机密，专典皇帝诏敕。由于他办事机敏，谙熟国家政事，又正逢军国事务繁多之时，诏令一概出自他手，所写册奏无人能及。
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唐太宗）即皇帝位，颜师古被擢为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后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后，复任中书侍郎。后坐事被免职。 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多所厘正。书成，太宗诏诸儒重加详议，诸儒各守门户，同声非难师古，师古则依据晋、宋以来古今传本，对诘问一一答复，解答中援引证据简赅透彻，才情溢于言表，令诸儒无不折服。 之后兼任通直郎、散骑常侍，向天下颁发他所考定的“五经”，“令学者习焉”。
贞观七年（633年），颜师古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定古书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说明其本源。当时秘书监引入很多后进之士任校雠，担任秘书少监的颜师古却压制清贫寒士，而优先任用勋贵权势之人，就连富商大贾之流亦混迹其中，舆论称师古收受贿赂，于是被贬为郴州刺史。赴任前，太宗怜惜师古的才华，责备他“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所授，卿自取之”。希望他“宜深自戒励也”。于是仍留任秘书少监。 颜师古不论为官还是赋闲，都能遵循家训坚持读书，研习学问，所以能胜任经史的考定和注释。
颜师古仗恃自己的才能，又早受朝廷驱使，屡受任用，到多次因罪获谴后，心里非常沮丧。从此闭门不与外界来往，杜绝宾客，纵情园林亭院，头戴葛布头巾，身穿粗布衣服。但他仍热爱搜求古迹和古玩。
贞观十一年（637年），颜师古奉诏与博士撰写成《五礼》，进封子爵。后又奉太子李承乾之命注《汉书》。 《汉书注》是颜师古晚年力作，在审定音读、诠释字义方面用功最多，成绩最大，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当时即有“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之称誉。书成后，太子将其奏上朝廷，太宗下令将此书编入秘阁，并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以示褒奖。
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下诏将祭泰山，主管部门与公卿博士集议其仪式，众说纷纭，颜师古上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贞观十一年（637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于是将此著交付公卿定其可否，多赞同其说，但祭泰山事终未成行。同年，进秘书监，旋即任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九年（645年），颜师古随从太宗征辽东，途中病故，终年六十五岁，谥曰“戴”。
主要成就
史学
汉书功臣
在颜师古之前，已有多人为《汉书》作注，对此清人王先谦有个总结。他说：
“颜监以前注本五种：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也。”这五本中有集注本，如晋灼就在服、应二氏之外，又增伏俨、刘德等十四家，而臣瓒又增刘宝一家，总共有二十家，其中不乏像应劭、服虔、韦昭这样的名家。但颜师古《汉书注》一出即受到时人的称道，显然因其有魅力。他自称注《汉书》的宗旨：“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释，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颜师古明确反对借注《汉书》攻击《汉书》，进而阐述自己的想法，他主张“一遵轨辙”，即依照《汉书》原文客观地注《汉书》，“翼赞旧书”也只是为了正确地解释《汉书》。从此出发，他注《汉书》，首先要订正《汉书》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脱漏，恢复《汉书》的原貌，其次要阐明由于时代的推移所出现的语音、词义的变化，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的不同等问题。
颜师古在《叙例》中提到《汉书》表中有“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的问题，他“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做到“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但是为了“一遵辙轨”，不便改动《表》的内容，于是就在与表有关的传中加以说明，如卷三三《韩王信传》提到其后裔韩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頟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师古注曰：“《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頟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頟侯名，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误。”对令人困惑的表，颜师古则予以说明，决不妄加己意。如卷十五上《王子侯表》序结尾有注：“侯所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书薨，不具年月，皆阙文也。”这显然是对此表的批评，这批评符合事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与“攻击本文”有本质区别。至于那些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颜师古也多是指出错误，阐明理由，而不轻易改动。如卷四三《朱建传》“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下注曰：“《佞幸传》云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斯则二人皆名为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闳籍孺，误剩籍字，后人所妄加耳。”颜师古这样做意在，子曰：攻乎异端斯害已矣，“攻之异端，归其正议”，而按照颜之推“不妄下雌黄”原则不予改动，可以避免新的“以意刊改”，没有保持了《汉书》原貌，而且使得以后历代学者无法总结兴亡得失。
颜师古作《汉书注》，参酌二十家注释，对前人注释的甄别采取了不同做法。对于“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而“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如卷五一《邹阳传》“有白头如新”，其下只有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而颜师古不置一辞。但不是所有注都能如此简单地全取、全舍，有的注“指趣略举，结约未伸”，颜师古则“衍而通之，使皆备悉”。如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下引应劭注：“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此注把难解的词都分别解释了，但对此句的意思仍不甚了了，于是颜师古注曰：“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这样此句的内在含义就很清楚了。还有的注则“诡文僻见，越理乱真”，这样的注本可不采，但是它们已经造成不好的影响，为了正确地理解《汉书》原文，对这些错误的注释，必须“匡而矫之，以祛惑蔽”。如卷七《昭帝纪》“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下引文颖注：“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言能通读之也。”晋灼注：“帝自谓通《保傅传》，未能有所明也。”臣瓒曰：“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师古则曰：“晋、瓒之说皆非也。帝自言虽通《保傅传》，而《孝经》、《论语》、《尚书》犹未能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