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1839年6月2日—1915年1月9日），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谱名开科，榜名恺，更名守敬，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 。
杨守敬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以长于考证著名于世，是一位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于一身的大学者。他一生著述达83种之多，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代表作《水经注疏》，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人物生平：
1839年6月2日，杨守敬生于宜都陆城一个商人家庭。杨守敬4岁丧父，5岁由母亲启蒙教字习诗。
1848年，从谢先生读书。
1849年，因家贫辍学习商站柜台，坚持自学。
1856年，工小楷；
1857年，中秀才。
1862年，中第八十名举人。与陈一山金石志同道合。
1863年，得力潘存金石指导，月下拓《修太公庙碑》。
1865年，任北京景山官学教习。到北京琉璃厂物色碑版文字，与邓铁香金石之好。
1866年，专心金石研究。
1867年，著《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提出“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批评“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魏。”杨守敬由京城赴山西高平，过之见“庙有碑”，自携毡拓之工具前往拓片。
1868年，潘存指教杨守敬摹《郑文公碑》，知学碑从“六朝真口之祖”人手，“绝少流弊”。
1869年，在荆州府估衣店购金石文字数干种。
1872年，谋刻《望堂金石》，将所搜集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进十；翻刻成集，认为以双钩之法最善，钩摹之精能存其神采；
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
1875年，携碑版由天津到上海，龚孝恭为杨守敬金石知识之渊博所折服。
1877年，辑《楷法溯源》成，编《元押》（亦作“ 元戳 ”，系镌刻花写姓名的印章）一书。时嗜好印章者，竞羡秦汉真品十不得一，而元押尚有魏晋遗意，杨守敬因其易得而编成《元押》一书。
1878年，与夫人龚氏及长子杨必钧（道承）携《楷法溯源》版去武昌卖书。
1879年，以知县候选，任教谕、两湖书院地理教授，勤成（存古）学堂总教长。在武昌为倪模刻《古今钱略》。
1880年，出使日本，为日本公使何如璋的随员，负责馆内文化事务。期间，与日本汉学书法家论碑，被称为“杨守敬旋风”。首次利用进步技术缩印古碑《寰宇贞打图》，此为治文史、艺术者重要藏书。
1882年，归国后选授黄冈县教谕。
1884年6月，任黄州府学教谕。7月，黎庶昌奏保杨守敬“学问优长，与东土人士交接，甚有声誉”，以知县遇缺即选并加五品衔。
1888年，湖北学政奏保“公博学多闻，士林推重，加一级”。
1896年，为奋战台湾的福建提督父母撰墓志铭。
1899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任为两湖书院教习。
1902年，调任勤成学堂总教长。学政蒋式芬奏保杨守敬“学术渊博，后进师资，研精考古，至老不衰，为湖北师儒，宿学之冠，加四品衔”。
1903年，朝廷开经济特科，总督张之洞、巡抚端方合词保奏名列第一，云：杨守敬老成硕望，博览群书，致力舆地学数十年。于历代沿革、险要洽熟精详。著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刻《壬癸金石跋》，杨守敬碑学获“屹海内南北两大家”之誉（北为李葆恂）。
1904年，《古泉薮》十六册集成，《飞清阁钱谱》稿成。
1905年，提学使黄绍箕聘为学务处议绅。
1906年5月，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辞未赴任。
1907年，改勤成学堂为存古学堂，仍任总教长。总督张之洞保以内阁中书用。礼部陈宝琛咨举为礼部顾问官。
1909年，任礼部顾问官。
1910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
其中，1906至1912年间，在金陵、上海跋《碑》数十百通。以上足以说明杨守敬毕生致力治《碑》。其中《望堂金石》为随搜随刻随印随售的著作，故同一本书，别有名称《望堂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古碑》、《激素飞清阁藏碑》、《望堂金石初集·续集·二集》。
1914年（民国三年），总统、副总统雅重于杨守敬，敦聘为国府顾问，他以年老致仕，不求闻达辞。又催扶杖北行，以参政院参政相嘱，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并聘为清史馆纂修。
1915年1月9日（民国四年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无疾而逝，终年76岁。大总统袁世凯策令：“参政院参政杨守敬，学术湛深，著述宏富，硕德耆献，海内知名。其生平事实，著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彰宿学。”归葬之日，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葬祖茔龙窝。
主要成就
书法成就
杨守敬先生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鸿篇巨制，彪炳千秋的书法理论
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顾名思义，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意识自然溢于字里行间。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先生不仅学富，而且品高。驻日期间，购回了大量流失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书籍，许多还是孤本，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熔汉铸唐，独拔艺林的书法艺术
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熔汉铸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守敬先生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毕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说杨守敬“收奇选异，积篑成山”。勿庸置疑，见识广博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是碑帖并尊，这是杨守敬书法制胜的高明之处。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绝对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传统，自立门户。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
多用侧锋
“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
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撞击，也让人明白了一种哲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