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教化
关于“德治教化”
张君劢也曾著文，认为杰弗逊（以及法国）人权思想，法治思想来源于儒家。张君劢说：“……曰人群所以为治安计，乃组织政府，此政府所以为人民服务者，应守一定界限，不可使用暴力，不许人民使用暴力，而人民自身为此团体之主人翁，应以平等自由之地位，制成法律，为政府人民所共守，如是乃有治，乃有安全，乃有平等，乃有自由之可言。其说之由来，得之于《孟子·告子上》：‘《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西方人读此文者解之为世间万事万物，既有定则，而此定则出于人之禀赋，此为道德，此为理性。由是推而广之，乃有理性宗教论，乃有理性政治论，即天赋人权，乃有学术中之自然定律论，而杰弗逊留法时，知有此文，及其归也，乃著之于《独立宣言》之中。可知天赋人权，自为吾家旧物，遗留于海外二三百年之久，今可如游子还乡矣。彼西方既采儒家言以建立其民主，吾何为不可以西方民主还之于儒家乎？” 张氏所论，或有测度之辞，但儒学与民主、自由不相悖，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可以看出，孔子儒学“德治教化”在有道邦国具有广泛适用性。
真理
关于“真理”
张君劢也说：“我们可以确切地假定：在这个世界里，不只是一个真理，而是有许多真理。为了生命的存在，我们认为具有知识并不是使人类幸福的唯一途径，而是知识必须合乎道德的标准。” “知识必须合乎道德的标准”，就是张君劢式的表述，他应该认定这是“唯一的真理”，但同时也认识到还有更多人也在认定另外的“唯一的真理”。这就是大儒面目。
学思
关于“学思”
张君劢认为孔子更重视“学”，孟子更重视“思”。他说：“孔子认为学与思同样重要，孟子则正相反，他特别指出，心的作用是思，思比学更重要。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然。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所说的‘思’，就是理论方面的‘判断’和伦理放面的‘评价’。” 实际看来，“学”与“思”比较，孔子可能更看重“学”。
敬天爱人
关于“敬天爱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儒张君劢赴日本讲学，在日本学者安冈先生家中看到“敬天爱人”四个字，深表赞赏。张君劢认为儒家哲学精神贡献于世界有三点足资重视：一为“知德合一”，也即知识与道德的合一，“知识应该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面”；一为“道并行而不悖”，也即多元并包，兼收并蓄之主张；三为“不但有形而下学的世界，并且还有形而上学的世界”，“敬天就是形而上的世界。把世界限定到形而下，或者只拿出通用于形而下世界的法则，来压倒形而上的世界，这些都是错误。形而下世界和形而上世界相合为一，这才算是真正的世界。这就是真正的人生。” 张君劢所论略嫌粗疏，但论及“贡献于世界”的三个要点，却有积极意义；拈出“敬天爱人”四字来说形上、形下世界，也有意思，值得玩味。
“敬天爱人”四字所蕴含之道与《论语·尧曰》“敏则有功，公则悦”，有相通处。《尧曰》所论之“悦”，主体有二：一为“民”，一为“天”。《尧曰》的主旨是：天下之道在“公”，唯“公”可以使民“悦”，使天“悦”。这也正是“敬天爱民”之义。“畏天”之道大矣哉。
与时偕进
关于“与时偕进”
与时偕进，乃儒学题中应有之义。儒学一方面要扼守，另一方面要变化，要日新；在扼守基本精神（或按崔根德的说法：坚持大经大法）的条件下，求变，是现代儒学的重要使命。昔日朱熹与陆九渊互为答辩，陆九渊批评周敦颐之《太极图说》，朱熹对陆九渊说：“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张君劢据此发挥道：“此言乎后起者不必因袭前人，贵乎自创。陆子静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言，谓人类心思之所届，非古人传统所能拘束。朱子改古本《大学》为之补传，亦出于同一精神之启发。司马温公之《疑孟》，欧阳修之《易童子问》，可作同类并观一例。此与欧洲文艺复兴后之排斥亚里斯多德氏，主张各人对于《圣经》有自由解释权，其相同一也。”
人生评价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过和软禁过两年，其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很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他既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又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和政府，被民主同盟令其退盟。
他既热情地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一生以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为鹄的。
他从小进的是新式学堂，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却拥有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掌握和精通三门外语，用德文和英文写有著作，却拒绝使用白话文，他发表和出版的中文论著都用的是文言文。
他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过封建大家庭对妇女的压迫，然而1922年他却顽固地不许他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而他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新娶了一位知识女性……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政治与学术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却依然如故，而且是变本加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他提倡复兴儒学，直到他1969年逝世……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
张君劢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实际上，在这两个领域里的许多方面，他都产生过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