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朱瞻基决定亲征。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
，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 朱瞻基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朱瞻基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 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朱瞻基。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朱瞻基顾 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朱瞻基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 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
朱高燧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朱高燧对朱高煦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朱高燧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朱高煦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朱高燧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朱高燧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朱高燧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朱瞻基对朱高燧的了解，他肯定知道朱高燧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朱高燧，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朱瞻基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朱瞻基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朱瞻基勾倒。朱瞻基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荡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朱瞻基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朱瞻基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 “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 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
杨荣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 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 ；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办事果断，敢作敢为，对军务很熟悉，只是不能洁身自好，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朱瞻基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杨士奇力赞杨荣通晓军务，是他和众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放弃不用。朱瞻基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 。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朱瞻基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道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对不住杨士奇，便尽释前嫌，相交甚欢。
朱瞻基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 。“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 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朱瞻基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由于朱高炽的改组，由翰林学士任职的内阁此时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朱棣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 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
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头衔。他们都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曾是他的老师，而且他们还是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元吉等高级官员协助工作，夏元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宣德年间内阁很少添人。 开国皇帝禁止给予这类顾问丞相头衔的命令并不能阻止他们势力的稳步发展，特别在他们得到皇帝坚定的支持后更是如此。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明仁宗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 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来，他们作为皇帝的个人代表，一直在执行紧要的任务。朱元璋在位时，负责皇帝文书的司礼监太监不准与外廷的官署接触，以防止宦官参与政事。建文帝和永乐帝也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弊病，都遵循这一做法，严密地监视着宦官的活动。
朱瞻基也持同样态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宫内为宦官提供正规的书本教育。宣德元年（1426年），后来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宦官，以使他们能够处理文件和正式与朝廷官员联系。虽然对宦官的正规教育从没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断言的那样真正被禁止过，但这种做法仍是一反常规。主要的原因是皇帝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 每当皇帝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的决定，他们关键性的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各部一般不能与皇帝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结果是，他们取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三杨因未能警告皇帝不要以他那种方式使用宦官而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宦官篡夺皇帝权力的能力归根结蒂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脾性。就朱瞻基而言，似乎能够控制他们。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规教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他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当某个皇帝宁愿怠忽职守或不问政事时，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变得最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宦官最后便高踞在一个无强有力的领导和其权力体系也处于混乱状态的官僚体制的顶点。结果，他们为后来明政府的败坏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责难。
作为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朱瞻基在政府的三个主要领域作出改变，它们是都察院、地方行政和军事。朱瞻基继承了一个贪污成风的都察院；后来他制定了几项改造，并为它定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