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1775一1855），男，安徽泾县人。清代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嘉庆二十年举人，曾官江西新渝知县，被劾去官。包世臣学识渊博，喜兵家言，治经济学。对农政、货币以及文学等均有研究。28岁时遇邓石如，师从学篆隶，后又倡导北魏。晚年习二王。自称：“慎伯中年书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北魏，晚习二王，遂成绝业。”自拟为“右军第一人”，自负之极。包世臣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通过书论《艺舟双楫》等鼓吹碑学，对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变革影响很大，至今为书界称颂。
包世臣(1775～1853)，清代学者、文学家、书法家、书学理论家、政治理论家（清代著名篆刻家、书画家吴熙载的老师）。字慎伯,号诚伯、慎斋，晚号倦翁,又自署白门倦游阁外史、小倦游
阁外史。安徽泾县人。泾县于东汉时曾分置安吴，包氏旧居接近其地，所以学者称安吴先生、“包安吴”。自幼家贫，勤苦学习，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谈兵。嘉庆十三年(1808)中举，多次考进士不中，以大挑试用为江西新喻县令，年余，又被弹劾免职。此后曾先后为陶澍、裕谦、杨芳等人幕客。他毕生留心于经世之学，并勤于实际考察，对于漕运、水利、盐务、农业、民俗、刑法、军事等，都能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经常向他咨询，以此名满江淮。嘉庆十九年（1814），南京地区因旱大饥，包世臣力劝江宁巨绅秦承业倡举义赈，并上书两江总督百龄，促其设法拯救灾民。 鸦片战争时期，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曾有记述与议论，颇具卓见。
清朝的封建官吏中，他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微，而在当时社会中却是一个相当知名的人物。因为，包世臣对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农政、漕运、盐务、河工、银荒、货币以及水利、赋税、吏治、法律、军事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都相当熟悉，尤其具有农、礼、刑、兵，所谓“齐民四术”的广博学识，所以，包世臣成为当时许多封疆大吏重视的“全才”幕僚。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任钦差大臣赴粤禁烟，次年正月路过江西南昌时，曾向他问过禁烟之计，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广东调浙江，四月抵南昌时，又和他商讨御英之策。包世臣生平著作，晚年收集、整理为《安吴四种》一书。
包世臣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包宗甫，女儿叫包宗芳。很平庸，都没有达到父亲的成就
学术
包世臣思想、学术皆不同于乾嘉以来一般学人。他论文也贯穿经世之旨，与当时古文家、经学家异趣。他反对脱离民事,将道抽象化,批评韩愈、柳宗元以来古文家抽象地载道之文是"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与杨季子论文书》)；讥刺"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提出"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提倡"言事之文""记事之文"(同前)。这是与明代归有光、唐顺之以来的古文派及当时的桐城派针锋相对的，反映了近代要求文章与经世相结合的潮流。他的文章也大都关切时务政事，谭献称其"深切著明"（《复堂日记》）。姚柬之评他的文章说："少事谨严，老弥健肆，一洗数百年门户依傍之陋。"(《书安吴四种后》)其诗亦"廉质竣整"（林昌□《射鹰楼诗话》）。以五古为最好。他学书30年，为书家大宗,论书法尤精,所著《艺舟双楫》为中国书学理论重要著作。篆刻亦为当世推重，间亦作画。
著作
著作有《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齐民四术》，合刻为《安吴四种》
36卷，又有《小倦游阁文稿》2卷
包世臣是鸦片战争时期坚决反对英国资本主义侵略，积极抵制清朝封建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的爱国思想家；而且，他坚持经世致用之学，对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主张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书法绘画
包世臣的代表书法作品以楷书、行书草书为主，风格与其书学思想高度统一，走“碑帖结合”一路。
清 包世臣 悠然自得图 纸本镜片 金陵天渡楼收藏
经历
他出身于“食贫居贱”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受到较良好的家学教育。他“资质绝人”“精熟经史”，而且，善于独立思考，读书“必使自明其义”，甚至对前人的注解，认为往往“多不可靠”。因其父包郡学患病，家境困迫，曾参加过一个时期农业劳动，租地十亩，种植蔬菜，售卖瓜果，“以给（
食+干）粥汤药”。在农业劳动中，他刻苦自学了许多丰富的农业知识；而且，也使他比较同情民间疾苦，对农民“愁叹盈室，冻馁相望”深表忧急，从而促使他“心求所以振起而补救之”①。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举人。从二十三岁到五十七岁，他长期充当清朝官府的幕僚，直到六十四岁，即道光十八年(1838年)，才在江西新喻当过知县。虽有“惠政”，但一年多却被排斥罢官。在清朝的封建官吏中，他对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所谓“齐民四术”的广博学识，所以，他成为当时许多封疆大吏重视的“全才”幕僚。他生平著作，晚年收集、整理为《安吴四种》一书。
他反对上层封建统治集团顽固坚持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以“好言利”自许，提出“本末皆富”为“千古治法之宗”“子孙万世之计”②；抨击上层封建统治集团愚弄人民，宣扬所谓“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敷口食”的“人多致贫”论，他说：“夫天下之土，养天下之民，至给也；人多则生者愈众，庶为富基，岂有反以致贫者哉？”③他坚持“民食为本”，把发展农业生产看作本富，而工商业只是农业的补充，但比较重视发展货币经济。早在嘉庆六年(1801年)他就写了《郡县农政》一书，比较全面地总结和传播农业、副业、林业、畜牧业等方面的生产技术知识，丰富了祖国农业遗产。他对嘉、道之际，“人人以为大，人人以为难”的盐、漕、河社会问题，十分关注，造诣颇深。嘉庆七年(1802年)他提出过“海运南漕”建议，曾在道光五年(1825年)一度被江苏当局采纳，使海运漕粮“米石全无漂失”，而且，“船商大利”，新造了大船五百余只，后因“督部以漕吏不便奏停”。道光三年(1823年)至八年(1828年)间，还参与争堵漳河决口和办理吴淞江水利工程。道光十年(1830年)协助两江总督陶澍办理两淮盐政，主张实行“票盐”取代“纲盐”制度。他的改革主张，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
银荒问题，是鸦片战争之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包世臣强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鸦片走私，并对此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他认为：“鸦片产于外夷，其害人不异酖毒”，而“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银币周流，矿产不息，何以近年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其漏卮，实由于此。”④大量白银外流，又引起社会上银贵钱贱，而直接受害者却是当时社会下层的贫苦之家。因为，“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价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钱多，小民重困。”⑤
为了解决当时的银荒危机，包世臣一方面主张严禁鸦片；另一方面则主张改革货币。他反对王鎏“行钞而废银”，滥发纸币的主张，而提出以制钱为计算单位，有限地发行不超过市场流通数额的纸币，但仍允许白银作为货币流通，企图用这种“以钱起算”办法，来阻止银对钱比价的上涨，使物价稳定下来，从而减轻中小地主、工商业者和农民的负担。
包世臣对英国资本主义军事侵略，早有警惕。道光八年(1828年)，他在《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中，分析英国在乾隆年间占领新加坡后，便以新加坡为基地，向广东、福建沿海销售鸦片，造成烟毒遍天下，而沿海囤户往往“以囤土之多寡，计家产厚薄”，“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他认为“内地既有谋主，沿海复多胁从，英夷亦难保不生反心”，因而向姚祖同提出“须早为预防之计”⑥。广东按察使姚祖同将此信呈送两广总督李鸿宾，却被李鸿宾“笑为迂怯，置之不议”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