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造像风格、洞窟布局与前代石窟相比有两处变化：一是西魏时的“秀骨清像”式造像风格为一种面相浑圆、身体丰壮的风格所取代；二是千佛图像面积增大，佛传、本生故事等原本放在重要位置（墙中部）的佛画内容被移到次要位置的窟顶。其变化折射出北朝晚期佛教艺术传播方向的改变，它体现了中原佛教逐渐成熟，并向周边传播。
唐代时期风格
题材非常丰富，大致可归纳为：净土变相，经变故事画，佛、菩萨等像，供养人。净土变相的构图利用建筑物的透视造成空间深广的印象，复杂丰富的画面仍非常紧凑完整，是绘画艺术发展中一重要突破，一直被后世所摹仿、复制并长期流传。经变故事画以零窟和三三五窟的图像作为代表，内容丰富而多变，场面和情节被处理得真实有趣。绘画和雕刻中的佛、菩萨等像在唐代的佛教美术中是一重要创造，这些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动作及表情比前代更加多样化了，出现了多种坐、立、行走、飞翔中的生动姿态，特别是唐代菩萨的形象为古代美术中理想与现实成功结合的重要范例。唐代供养人壁画精心描绘了上层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一三零窟盛唐时期乐庭瑰和他的妻子王氏的供养像是优秀的代表作，有名的还有《张议潮夫妇的出行图》。
风格
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艺术由最后的高潮走向衰落，但密画和中原新画风的壁画仍保存至今，北宋洞窟多以前代洞窟改建而成，宋代壁画之下往往覆盖有唐代或北魏壁画，前代洞窟的门口两侧往往有五代北宋加绘的供养人，供养人往往尺寸极大，如真人甚至超过真人大小。九八窟的《劳度差斗圣变》，六一窟的大幅五台山图都显现了当时的构图技巧以及山水人物的绘画水平。
线条色彩
线条和色彩作为我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现力，能够以简练的笔墨，
塑造出个性鲜明和内心复杂的人物形象。敦煌壁画全面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并适应创造新形象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壁画的起稿线豪放自由，粗壮有力。寥寥数笔土红线，一只撒野奔驰的野牛脱壁而出；笔力爽快的接线表现了一群猎仔争先恐后奔跑觅食的活泼神态； “篙山神送柱”一图里的人物和建筑部是不用朽子(木炭条)，随手勾描的画稿，显然逸笔草革，却仍不失为一幅神采生动的白描。在不经意的落笔起稿中，往往另有一种自然流露于笔墨间的天趣。
敦煌壁画的定形线是比较严谨的，早期的铁线描，秀劲流畅，用于表现潇洒清秀的人物，如西魏的诸天神灵和飞天，线描与形象的结合，堪称关五无暇。唐代流行兰叶描，中锋探写，圆润、丰满、汗厚，外柔而内刚。
外来影响
简介
敦煌壁画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形成自成体系的中国式佛教艺术。在这方面，古代画家们立下了丰功伟绩。值得称道的，是在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来艺术时他们那种宏伟的气魄和抉择精严的态度。
敦煌壁画对外来艺术的借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人体解剖
如果把十六国时代的墓室画与同时期的敦煌壁画相比，可以发现：墓画人物多宽袍大袖，造型简略．而对人体解剖不签注意，象征性装饰性的味道较浓；敦煌壁画人物多半裸或裸体，描写细致，人体比例和解较准确，因而真实感较强。同一时期，同为中国画家所作，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呢？根本原因是中国绘画与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西方绘画，同于两个不同体系。中国以写意著称，西方以写实见长。
中阴绘画，以儒家礼教思想为基础，讲道德，尚伦理，穿深衣大袍，蔽体深远，笼形体于衣内，因而人物形象不见骨筋，不重立体感，着重表现“寓形寄意”的象征性的装饰美。魏晋十六国墓画即属于这一体系。
敦煌壁画直接受到龟兹壁画的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而龟兹壁疏又直接传自于印度和阿富汗。印度、阿富汗的佛教艺术里则早已吸收了西方艺术的营养。印度民族能欧善陈，因此壁画中的人物，特别是菩萨，比例适度，解剖合理，姿态优美，手式纤巧，真实地表现了人体美。这种写实手法，为敦烃画家所接受，大大地加强了壁画人物解剖的合理性，弥补了汉晋绘画之不足，促成了新的民族风格的成长。
西域晕染法
我国绘画起初不事晕染，战国时代开始在人物顶部饰以红点。两汉时代才在人物面部两颊晕染红色，以表现面部的色泽，虽然有一定的立体感，但不强。西域佛教壁画中的人物，均以朱红通身晕染，低处深而暗，高处浅而明，鼻梁涂以白粉，以尔隆起和明亮。这种传白印度的凹凸法，到了西域为之一变，出现了一面受光的晕染；到了敦煌又有所改进，并使之与民族传统的晕染相融合，逐步地创造了既表现人物面部色泽，又富有立体感的新的晕染法，至唐而达到极盛。正如画史上评吴进子的壁画时所说的“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 “道子之画如塑然”。所以段成式赞叹吴进子的画是“风云将逗人，鬼神若脱壁。”这样的形象，在敦煌壁画里比比皆是。这种新的晕染法，促使壁画的写实风格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敦煌浩劫
敦煌劫宝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西方列强瓜分长江南北的大片领土的时候， 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帝国主义国家也开始了一场掠夺、瓜分中国古物的竞争。
起先，人们并不知 道沙漠的深处和残破的洞窟、城堡当中理有丰富的古物，为了争取或扩大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占领印度的英国和侵占中 亚大片土地的沙皇俄国，分别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如1870 年和1873年英国的弗赛斯（ T．D．Forrsyth）使团，1887年 英国的荣赫鹏（F．E．Younghusband）探险队，1870— 1885年间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 N．M．Przheval’skii） 组织的四次探险，足迹遍及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的许多 地方，他们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但这些探险的主要 目的，是攫取各种军事情报，了解当地的政情和测绘地图， 探查道路，为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打基础。
1889年，一个名叫鲍威尔（H.Bower）的英国大尉，在库车附近的一座废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贝叶写本， 当时在印度的梵文学家霍恩雷（R.A．F．Hoernle）博士，鉴定出这是现存最古的梵文写本，于是，新疆出土文 物的重要学术价值，很快就为欧洲学术界得知。与此同时，法国的杜特伊·德·（ Dutreuil de Rhins）探险队， 也在1890—1895年间的新疆考察中，从和田地区买到了同 样古老的佉卢文贝叶本《法句经》，大大刺激了欧洲日益 兴盛的东方学研究。 1899年，罗马召开了第12届国际东方学 家大会。会上，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 W．Radloff）的倡 议下，成立了“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探察国 际协会”，本部设在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并在各国设立分 会，以推动在中国西北的考古调查。此后，各国纷纷派出考 察队进入新、甘、蒙、藏等地区，把攫取抄漠废墟、古城遗 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其中比 较著名的有，俄国科兹洛夫（ P．K．Kozlov）1899－1901 年的中亚探险，特别是他1908年对甘肃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 城子的发掘，英国斯坦因（ M．A．Stein） 1900—1901年、 1906—1908年、1913－1915年的三次中亚探险，他涉猎的地 域最广，收获也最多；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1899 —1902年的中亚考察，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普鲁士王国格 伦威德尔（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Le Coq）率 领的吐鲁番考察队，1902－1903年、1903－1905年、19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