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图腾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
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比如，1994年，辽宁查海遗址曾发掘发现的一条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砾岩摆塑，全长19.7米，龙头部最宽处约2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1987年，濮阳市文物工作队在一座形式奇特的墓葬内，发现在一人体骨架的东西两侧以蚌壳摆塑了龙虎图案。龙虎头北尾南，与人骨架的头脚方向相错。其中蚌壳龙位于人骨架的东侧，长1.78米。龙昂首、曲颈、弓身、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它们与二里头遗址的龙一样，都是由石块、蚌壳等堆塑而成，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作为文明时代的龙形，则以二里头最早，所以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至于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当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文化遗址
考古人员对河南温县林村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时发现，这是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为研究该地区夏王朝与先商族群的文化特征和交流提供了重要材料。
在对林村遗址考古发掘时，不仅发掘出灰坑、水井等文化遗存，还收集了大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片。陶器主要有夹砂灰陶和泥质陶，器型有深腹罐、圆腹罐、折沿深腹甑、捏口罐、平折沿带鋬深腹盆、大口尊、小口瓮、侈口绳纹鬲、折沿浅腹粗柄豆等。从器物形制上看，年代为二里头二期至三期。
长期以来，温县及临近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数量很少，受制于材料匮乏，夏商时期文化演进与交流的研究进展缓慢。专家认为，该遗址对于研究夏王朝对焦济平原的经营以及夏商族群关系意义重大。
考古队领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武志江说，林村遗址所在的沁河中下游是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夏王朝势力开始深入到焦济平原。林村遗址恰好处于夏王朝与豫北先商族群交流的重要地带。遗址内发现有先商文化的卷沿鬲、陶豆等器物，说明当时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族群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 。
主要意义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当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