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践神圣，西洋学者愤怒不堪
被焚后的翰林院遗址照片
面对翰林院大火，公使馆内不仅弥漫着惊异的气氛，外国学者尤其为中国人践踏千古文明圣地的野蛮暴行感到震惊。这些学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价值，当然也懂得这些珍贵的书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财富，是人类悠久文明的辉煌象征。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汉学家，当时英国驻华记者毛里逊（George Ernesr Morrison）痛见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毁而记述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此情此景令他极感愤怒：“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这是一次辉煌的灾难圣奠。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火势猛烈，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抢救翰林院里已经焚燃的典籍，那些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着当时在使馆内避难的西洋学人，“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那部《国耻事典》还告诉我们，“八国联军还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修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对此，我想还是西方当事人的回忆比较客观：“多卷价值连城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被攻、守的双方用于加固自己的工事。“（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
洋人冒险救火翰林院
当时的英国公使馆人员，中国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官员扑笛南姆．威尔在他的日记中见证道：“……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跨越许多障碍物，上面木屑纷纷下落，有时止放步枪一排，将院之内外搜查肃清。敌人所遗之铜火药帽约有半顿之多……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三章）
当时各国正规军尚未到达，在公使馆危急之中，前期抵达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多是各国商船上的水手，客观来说，这些水手并非自愿抢救中国的翰林院，为救火，先要把自己置身于炮火枪弹射程之中，还要清理翰林院区域内可能藏匿的清兵团匪，而地上“半顿之多“的“铜火药帽“可以见出救火的环境非同一般，需得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这些英国水手“受有严令，逼其作事“，是被迫的，下此严令的，当然是英国公使馆最高首领，英国公使窦纳乐。
翰林院大火之后，英国公使先是急电清廷，要求中国政府出面抢救翰林院及书稿，这情况发生在清军义和团和使馆守卫双方都利用残卷书籍当作砖头加固工事这事发生之前。翰林院大火刚刚熄灭的次日，“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Maxwell Macdonald）就通过专线给中国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发出急电，告知他们，他曾试图抢救图书馆，并要求他们出面收拾翰林院残剩书稿。“写下这段回忆的是当时在中国任邮政官员的美国人阿灵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和他的同伴卢因森（William Lewisohn），中国政府“没有理睬他的通知“。另据记载，这位英国公使并不就此罢休，干脆把抢救出来的部分手稿和书籍送交到了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些残卷在中国政府官员的参与和努力下得到保护和保存。
窦纳乐爵士的做法连美国人都觉得惊讶，认为这是一种“被围攻期间特殊外交智慧的表现“，虽然“不可思议但是无可置辩“（引自In Search of Old Peking）。窦纳乐急电发过去的时候两宫尚未“蒙尘在外“（慈禧携光绪出逃是八国联军八月十三号即将破城之前，而不是焚烧翰林院的六月下旬——作者注），而当翰林院大火之时，慈禧正在紫禁城里观看倾听“灭洋“、围攻使馆的好戏。
不了解中国宫廷内斗情况的洋人，受到清廷多次下诏“剿匪“的蛊惑，以为清政府控制不了义和团暴乱的局面，需要八国联军前来救助。后来八国联军开始从天津上路了，美国公使康格还在奉命调查中国政府究竟给公使馆送了多少粮食（其实到八国联军破城之前，公使馆里的外交使节和中国教民们早就开始斤斤计较、数着份量分吃马肉了）。洋人危难之中尚且知道痛惜中国圣堂圣典，中国当局观看“灭洋“之戏之余，却对自家珍宝之毁不理不睬，好象烧的是英国的剑桥牛津，这种情况实属不可思议！
当英国公使把被焚的书籍残卷送交总理衙门时，清政府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回音（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永乐大典》本已是历代残留珍本，《四库全书》全部底本则从全国各地精心搜集而来，还有历代手抄文本，皇帝御批原件等等，却如同垃圾一样不能让清政府稍微动心！清廷之冷漠，不仅匪夷所思，而且令人痛心。
烧翰林院是为了延毁英国公使馆。结果翰林院被毁，大量珍贵书卷被焚，公使馆却完好无损，而且，翰林院废墟灰烬中的一些书籍残卷，也落到了当时在场的外国人手中。
多年之后，在中国大陆，这便成了“八国联军“将翰林院书籍“抢劫一空“的证据。
严令禁止抢劫书籍
洋人的诚实在于他们自己记录了“抢劫“的实况。“抢“得不容易。是
在他们自己的严令禁止中“抢“的，确切地说，是违令偷的。偷的人，是公使馆内研究中国汉学的专家学者，当然懂得这些书籍的珍贵价值，所以看见这些与“黄金等价“之物，遍地残卷，四处飘落，“心有不忍“。
时人记载：“有稠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数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捡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值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
这段文字引自扑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24日的日记。那天，翰林院大火未熄，他是在余烟焚绕中记下这些文字的。如果不是六年之后的1906年，作者出版这些日记的时候做过修改，他显然有先见之明—他在翰林院被焚第二天就写道：“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中国在那次大火中焚毁的典籍众多，损失惨重，而落在洋人手中（英国人）的书籍极为有限。把全部损失统统算到外国人头上，简单方便，容易让后世接受，因为这样就可以跨越自我犯罪感的心理障碍。但是这并不能洗刷自焚祖典，自践古籍的耻辱。人可以没有记忆，可以忘记耻辱，
但历史是有记忆的。除非利用国家力量把当年所有相关记录文字焚毁得一干二净。
洋人手中残卷保存完好
值得庆幸的是，落入洋人手中的有数的残卷得到了很好的珍藏，就如同当今中国那些被遗弃或遭虐待的女婴或女童，被洋人领养之后，她们的命运一举改观，从此享受到了儿童应有甚至更好的待遇。
关于那些落入洋人手中的书籍，有记载者，如当时英国驻华领事希莱斯（Lancelot Giles，中文名翟兰思）保存了一卷成为珍贵的残存样品的《永乐大典》，以及一些其他珍品，其中包括皇帝举办的科举考试的一些卷子；又如，这场著名的大火过去十三年之后，1913年，曾经在华执教的英国汉学家巴克毫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中文名巴克斯）将他精心保存的六卷《永乐大典》卷呈交给了英国牛津博德利安（Bodleian）图书馆。为了保护这些饱经灾难的古籍，该图书馆为这六卷古老的著作特制了精美的木制封套，同时小心翼翼封补了书上的枪眼（参见The Boxer Rebellion）。此外，另几卷《永乐大典》残本，经过英国人的收集保存，最后在剑桥东方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参见参见In Search of Old Pe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