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阐发道依于器的现点时，指出“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因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乐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先有弓矢、车马和人类社会的牢醴、父子等具体、个别的形器，而后才有射箭、驾御车马的道理、规律和社会的礼乐原则、伦理道德规范等。在这里，礼乐之道是依赖牢、醴、璧、币、钟、磬、管、弦等来体现的，从这些现实生活的日常现象中，人们更容易把握道对器的依赖关系，它也便利地提供了人们思考抽象原则与具体器象之间关系的例证，相对于父子、兄弟人际关系所体现的道德伦理规范来说，礼乐之器所体现的礼乐之道更具有直观性，更容易成为抽象思维的起点。
器作为单一概念，是指具体有形可见，有声可闻，有味可嗅，可名可道的事物，如器皿。“毁其家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重器即是代表国家存在的贵重礼器。器皿是日常或祭礼所使用物，这种因与生民息息相关之器，作为个别现象是如何引发人们对一般原则的思考呢？
在礼的具象世界中，人们总是要按照自己的希望来赋予器具以特定的性质，比如神圣性，当人们强制地赋予了器具以意义之后，器具就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并仿佛是器具的内在属性，反过来支配人们对待器具的态度。礼中对明器与祭器的区分，对礼器的不同组合的规定，都使得人们在礼器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纯粹的器具，而是人们自己的愿望和他所在的人间世界的秩序，礼器变成了某种社会制度性的符号，由此人们试图在冷冰的器物下，发掘它的内在灵魂（这正是人自身愿望的物化表现），正像鼎中有牲，豆中有羹一样，人们也试图发掘笾豆鼎俎这些实物的抽象意义，即它们形而上的意义，从而从外物身上，人们得以确证自己的信念。这样，礼与器之间就构成了一个相互诠释的过程，一方面，器具遮蔽了抽象的礼意，同时它又显现了礼意，没有礼器这种实物形态，虚玄的虔诚与恭敬，就无从为礼拜的对象（无论是神还是人）所理解。另一方面，礼意（由人们的自由设定到习俗式的重复）也使得某种器具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礼与器之间的关系，最终被归结为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尽管这种本质是人赋予器物的，它在经过圣人制礼作乐的制度化设定后，一般君人的遵从，使得这种本质在人们的意识中变成了器物内在的性质，由此展开了人们对具体的器何以具有如此价值与意义的形而上之道的追寻：即由人赋予物以价值与意义到人赋意义与器物的合一，到人对合一于器物意义的再发掘三个认识阶段，也只有到了人们重新审礼器的意义的时候，人才有可能从个别的具体器物的限制中摆脱出来，探讨器与道的一般关系。
思维一旦跨越了具体器物限制之后，道与器无论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个不同的认识层面，还是“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器”的合一；或者将道与器纳入体用的思维模式中，将道器看作是本体与功用的关系，即道与器谁占支配地位的问题，都体现了器以藏礼这一质朴命题的思维印记。比如谭嗣同在强调道随器变的观点时，提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是本体、根据，道是作用、表现。道依器而存，器存道不消亡。道器之间相丽不离。“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从人自身到人类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原则和仁义智信、忠孝友恭的伦理道德规范，都是依附于具体的形器而存在的。这种丽于器的道，正是藏于器的礼的抽象，因而，器以藏礼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古代哲人思考道器关系的闸门。
器具代表
错金银铜壶
藏品来历：这件藏品是持宝人的家传收藏品。
藏品特征：这只铜壶，质地细腻，颜色黑中透亮。壶体为侈口、圆肩造型，肩的两侧有铺首衔环双耳，腹部向下斜收。壶上的纹饰有两种，壶颈和壶肩以雷纹为地，上边用凸雕的兽面纹作为主体纹饰；壶的腹部装饰蕉叶对夔纹。壶高29厘米，腹部直径19厘米，壶口直径12厘米，壶的表面嵌金错银。
相关背景资料：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最早的礼器出现在夏商周时期，主要以青铜制品为主。礼器是陈设在宗庙或者是宫殿中的器物，常在祭祀、朝聘、宴飨以及各种典礼仪式上使用，除此之外，礼器还用来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在后来的宋、明、清三代，统治者为了达到王道之治，都曾不同程度地掀起过复兴青铜礼制的浪潮，复制了一批铜礼器。清代复制的铜礼器，主要仿造宋代的蓝本，制品有方鼎、壶、铜觚和熏炉等等；清代的铜礼器在制作上追求华美，常常在器物表面鎏金饰银，纹饰也比较有特点，兽面纹多呈蝴蝶状，夔纹则呈鱼纹的形状。
专家评述：“这是一件清代中期宫廷造办处铸造的作品，它的铜质细腻，为了迎合当时帝王的喜好，这件铜器的表面，也是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错金饰银的装饰工艺，另外铜器表面黑中透亮，其原因是宫廷造办处的工匠们，为了保护前代和当朝制造的铜器珍品，为了使它们不再生锈，对它们的表面都采用了打磨和上蜡的手法，这件铜壶是仿造早期青铜器铸造的，虽然它的风格与商周青铜器相比已经相去，甚远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艺术信息和科技信息的重要价值，是赝品所无法比拟的。这件偶然流入民间代表着宫廷造办处铸造水平的铜壶，五万元的价格，是现在市场的一个客观价值”。
白土陶
2009年11月16日，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禹会村遗址考古队向记者展示了最新发现：一尊高约30厘米的白土陶。据考古队负责人王吉怀研究员介绍，白土陶在整个龙山文化时期极其罕见，是当时最高级的礼器。这尊白土陶腹径约14厘米，颈部上粗下细，有4道凸起纹饰的带状把手自颈至腹。敞口流部近锥形，流尖上翘。王吉怀介绍，是龙山时期的典型陶器，最初用途是炊煮器，后来多用作酒器。这尊的底部有烟熏火燎的痕迹，与2008年第二次发掘发现的带燎迹的红色夹砂陶迹象一致。考虑到埋藏它们的器物坑紧邻夯土祭祀台，器物坑内的这些陶器为祭祀礼器的用途已无可置疑。
白的材质是类似于“高岭土”的白色陶土，只有少数地区分布。白土陶器烧制火候较高，质地比夹砂陶、灰陶等更坚硬，吸水性弱，更适宜使用。在4000年前的龙山时期，白陶比较罕见，也愈显珍贵。王吉怀说，在器物坑中发现的多种陶器，造型各异，分别具备近千公里内的各地区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北到河南、山东，南到上海，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左传》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墟所在的淮河两岸对于古代文明起源和汇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涂山一带当时曾汇集了广大地区的众多文化类型，各地有代表性的陶器汇于禹墟一坑。
青铜天亡簋：见证“周朝开国大典”的纪念品
“天亡簋”也称“大丰簋 ”,是西周武王时期器物。相传清道光年间于陕西岐山出土。据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在陕西岐山出土。曾归清末著名金石家陈介祺收藏。
对西周的礼制，历史上最崇拜的要算中国文化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了。西周礼制的内涵很丰富，其中最著名的制度就是“九鼎制”。周礼中规定天子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享用七鼎六簋，以此类推，不能随意超越。这个制度中所指的簋就是这种器物，流行于商朝到战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