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995年的时候，他总结出了中国发展4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当然这只是大体区划，并不可截然分开。我从不认为经济能直接决定政治、文化等等，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地带来现代民主。但现代民主却以前者为前提，否则便不稳固。如果没有现代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一切恐怕都难以保障和持久。经济是在‘最终意义’上和长时期内对其他一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发展具有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政治运动沉浮，表面上，李泽厚也不例外。“他也不一定离经叛道，不过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文革’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读林副统帅的再版前言，每天都在背这个。李泽厚也背。”他参加劳动时甚至非常积极。“老想和别人比谁背得更重。我最重可以背105斤。”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他的反抗方式是温和的。“我对康德很早就有兴趣，是下放时仔细读的。上面盖着‘毛选’，下面就是康德的这本书。因为那本书就是要慢慢读的，要非常细心，真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不止读一遍。我还带了一个本子，做了很多笔记。原来笔记本上几万字，后来发展到十几二十万字。我说我在地震棚里还在改写，感觉非常愉快。反正那时知识分子没什么事。我的一个同学在做木器。我绝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
他讲起失去个人自由的苦痛：“有一次被下放到山东农村，离北京也不远。我躺在一个场地上，坡上就是火车道，看着火车从路边开过，就想，哎呀，什么时候能坐火车回去，回北京看看啊。”
“不过这样我就了解人生，你活着干什么，为什么要活着，你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大概比较早地想到这些问题。”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他从自身的苦难中体味到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的重要，“我认为中国发展4个问题的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个发展次序。这4个方面，在不同的时候侧重可以微调，但顺序不能变”。
改革开放
上世纪80年代，图书开禁，喜欢“突破常规”的李泽厚立刻从厌恶陈腐说教的青年人那里得到了呼唤和回应。他的一位前同事向本刊记者形容80年代李泽厚的风光：“只要他在哲学所上班那天，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群。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中午去食堂吃饭，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学术上的成功伴随了政治上的受青睐。1986年，他以中国社科院普通研究员
的身份，获得了一套国家分给的房子，100平方米，这是当时常务副院长的待遇。1988年，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80年代，他的书已经卖到几十万册，所有的书都有盗版。在当时一片舶来品的翻译潮中，他是本土学术明星。“我甚至有走仕途的机会。”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不过我不愿意入党。”经历过的政治生活的荒诞性，使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政治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政治是先有结论，这和搞学术不同。”
“我个性不适于搞政治。我搞政治，客观上有可能，主观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我对政治的判断非常准确，猜胡锦涛这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我只错了两个。”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但我不愿意和人发生关系，人缘不好。政治需要你去组织，跟人打交道。我只能搞书本。我觉得毛泽东讲得对，杀猪
猪会跑，书本不会跑，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就是个书生，我没有这个能力搞政治。所以我不适宜当政界代表。”
李泽厚做人大代表期间属于教科文卫组。他还记得同组的都是业界的知名人物：有1966年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很有名的泌尿科大夫吴阶平，还有许嘉璐，他是第九、十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当人大代表期间，李泽厚说他很少发言。他唯一记得的一次发言就是在1988年4月2日人大小组会上，“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参加讨论时在湖南组。同组的有厉以宁、刘大年，还有中央的一些人”。
李泽厚发言的内容是：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吸取了数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在新时期中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是依靠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胜利的。新中国成立不久，学习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早地抛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毛泽东在《在新民主主义》中曾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将有一个较长时期，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占领导和统治地位，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整个社会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苏联经过了70年后又在重提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评价布哈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实事求是地重新估价当年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思想呢？
“当时说这个是比较大胆的，比较激进的。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我的发言就是说社会主义进入早了，毛泽东那时候搞新民主主义挺好的。我之所以发言，因为当时这个问题很重要，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关系到社会如何定性。这是大问题。”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
当时会上很多人都不吱声，但会后反应还是蛮强烈。1988年4月7日《人民日报》摘登一些代表发言，其中包括李泽厚的发言。“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说明是认可的。后来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还搞这个阶段。”李泽厚说。
1992年，李泽厚决定出国。“当时批判我的文章超过了批判其他人的总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据说一共有200多篇。”李泽厚对本刊记者说，“而且是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虽然饱受诟病，
但他去了美国一个小镇教书后，国内还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
李泽厚很少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但他仍然非常关注国内。199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末问：京中、院中有何新闻、动态可告否？1993年，他回国20天，看到在出国的一年时间里，中国在发生变化：理发7元，走时才8角。洗澡3元，走时才6毛。上饭馆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小摊贩上的食品饭菜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入口……这些世俗的细节，微弱但温暖。一个关心现实的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只有放在自己最熟悉之地，衣食住行最琐碎的涨落里，才最有生命力。“以后我还要回来的。”李泽厚说，“北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毕竟比美国的民主对我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