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烟断绝”。 宋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吴唐拾遗录·劝农桑》亦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紬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阻之，为亏损官钱，为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 升元年间对丹阳练湖的整修，更是一项重大工程，向为水利史所重。练湖始开于西晋，东晋时成为江南地区的重要湖泊，可溉丹阳，金坛，延陵等县万顷良田；唐代，练湖开始对江南运河进行水量补给，唐末兵乱之后，练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几无灌溉之力。丹阳县令吕延桢主持疏浚整治练湖工程，“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恢复了水利功能。多雨时节，可汲纳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围诸县，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来，免役牛牵，”。 从地域政治上看，江苏东部当时处于吴越国统治范围，但吴越对今江苏太湖地区的水利整修，得益于南唐与之共同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间接使然，值得一提。时吴越于重要水利工程处置“撩浅军”，“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的新格局在江苏地区逐渐形成。南方优良作物品种北上，蔚成大势。江南地区是稻米之乡，光州、扬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时已广种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种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声名。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在江南地区，北方的小麦已普遍种植，出现了“极目青青垄麦齐”的景象。桑树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之谓。
茶叶的生产以光州、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后来又有“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等称谓。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淮南茶，光州上”，阳羡茶“芳香冠世产”，可为贡品。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当然，单一叙述农业的表现是缺少学术意义的，上述内容旨在揭示，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郑学檬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一文里指出，我国古代北方自商鞅变法开始，基本实行耕战政策，所谓“足兵足食”是也。因为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粮食需求大，政府的赋税政策决定了北方农业以种粮为纲。南方各国由于缺少北方以粮为纲的传统，不象北方有那么多的官兵，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极易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条件好。所以，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从此，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突破口，渐渐拉开架势，向着新的纪元前进。
手工业
据冯梦龙《太平广记钞》载，三国孙权夫人赵氏能够织出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南朝刘宋时期，刘裕迁洛阳锦工于建康，设“斗场锦署”专事锦缎生产，金陵织锦工艺自此发轫。杨吴时以纺织品输税，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生产，及至南唐，盛况空前。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技术高超。民间机杼普及，织工无数。不少人技术过人，不仅在南唐境内做工，而且在邻国也有分布。润州的锦工享有盛名，润州人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城中有三百余锦工，全是润州人，钱鏐长子元瑛恐怕他们参与徐绾叛乱，宣布“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卷1，《武备王》) 以平息叛乱。南唐官府里设有作坊，品种众多，数量也很大。“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可见国库藏量之巨。对封官的奖赏，也多奖励帛品。监察御史张宪上书，李煜“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卷上) 李后主词是南唐宫廷生活的写照，在他的作品里，红罗绿锦之类的美词艳句俯拾皆是，譬如“红锦地衣随步皱”(《浣溪沙》)，“绣床斜凭娇无那”(《一斛珠》)，“淡淡衫儿薄薄罗”(《长相思》)等，读来十分可人。而“珊枕腻，锦衾寒”(《更漏子》)，“罗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临江仙》)之类，则有些伤感了。李煜“尝于宫中以销金红罗幂其壁，以白银钉玳瑁而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如是数处。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如此奢侈的背后，是以盛大的纺织基础作为支撑的。由于纺织业的发展，染色技术也有了改进。李煜宫人“染碧，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卷上) 这种若有若无，近乎青绿色的染色在当时享有声誉，建康市内染肆之榜多题曰“天水碧”。后人对“天水碧”多有赞誉，就连状物抒情，“天水碧”都成了司空见惯的美辞。宋代晏殊有“夜雨染成天水碧”的句子；周密《闻鹊喜·吴山观涛》：“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鳌戴雪山龙起蜇，快风吹海立。数点烟鬟青滴，一杼霞绡红湿，白鸟明边帆影直，隔江闻夜笛”。借“天水碧”渲染出来的意境自是不同凡响。纺织业不仅是一种手工业品种，而且是国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南唐升元三年(939)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卷15，《南唐·烈祖本纪》) 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丝帛，可见南唐丝织品的富余存量。
淮南扬州和楚州是我国古代主要的盐业产地，扬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盐城，涟水产量最大。尤其是扬州，地处南北通衢，自古盐商巨富云集，为全国盐业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扬一益二”的说法。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早在汉代，吴王刘濞就开邗沟，自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磻溪，专煮海为利，凿河通运海盐而已。杨吴与南唐立国后，以盐业为重要资本，制盐业成为江淮社会经济的大宗。杨吴在泰州设置海陵制置院，民户田赋，规定每正苗一斛，加收三斗，官给盐一升，谓之“盐米”。南唐升元元年(937)，南唐又改置泰州，置海陵监，加强了对盐业的管理。又在楚州设置盐城监，“管盐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统一，盐城“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泰州海陵盐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淮南盐利在南唐统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周南征取得南唐数州后，南唐盐场尽失，经济遭到沉重阻遏。李璟上表称愿意“尽献江北郡县之未陷者，……岁输土贡数十万，而乞海陵盐南属”，周世宗“不许”，但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南唐，同意“岁给赡军盐三十万石”。 从此，盐业成为后周政权牢牢节制南唐的一个经济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