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吴与南唐地处江淮水乡，湖泊纵横，造船业十分发达。早在隋唐时期，今淮安就是沿淮的造船基地，隋文帝从淮浦修造的船舰，沿淮入汴；唐太宗讨伐高丽，亦在江淮建造大型战船数百艘。扬州境内的扬子造船厂是唐代大型造船基地，刘晏主持漕运时，根据黄河，长江，淮水和汴水的不同水文特性，建造各种相适应的船只，投入运输。唐朝后期，官府的造船业由于管理不力渐渐萎缩。杨吴与南唐时期，扬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设置造船工场，建造各类船只。造船业兴旺的原因有这样几个：一是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濒江临淮的地理环境，使生活视野渐渐开阔的人们扩大了生活范围，商品经济萌芽后，日常商旅贸易，生产生活需要船只开辟水路交通。比如南唐与契丹进行海上贸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契丹“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交易规模如此之大，若在陆路阻断的情况下，需要怎样的船只运输 可以推知；二是随着漕运特别是盐业的发展，造船业重新出现兴盛的局面，沿海盐场的成品盐，都要输送到集散地，船只是首选的运输器具；三是出于战事的需要，直接促使杨吴与南唐造船业兴旺起来。先是杨吴与吴越以太湖中心线为界，进行长期拉锯式的战争，在长江的狼山江面，太湖水域，双方都投入大量水军，战状惨烈。后是后周在大梁设立造船基地，南唐面临战争威胁，加紧了造船竞赛，既能建造硕大无比的战船巨舰，又能建造短小灵敏的侦察轻舟。从周显德三年(956)到显德五年，双方水师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较量，从文献里屡见不鲜的“皮船”，“橐船”等名称里，可以想见当时双方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四是出于外交航海的需要。由于南北交通的阻断，南唐不得不寻求向外发展。譬如南唐与契丹交好，就是为了对付中原政权开辟了海上航路。又如出于军事考虑从占城进口“猛火油”，再将此油运送到契丹，没有巨大的运输船只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南唐还与新罗，高丽，大食等国家保持联系，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术做保证。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五代南唐后主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朝、清朝也都学习南唐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
江苏地区濒江临海的优势，使杨吴与南唐统治时期的手工业既有十分浓重的区域色彩，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宜兴归迳一带发现的晚唐五代青瓷窑址，反映江南一带的制瓷业，无论胎质，釉色，造型还是文饰，都别具一格。南唐扬州蜀岗茶，常州紫笋茶闻名于世，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制茶业在南唐兴盛起来，南唐仅官府就有茶叶坊38处之多，专门生产高级茶品，供皇家和贵族使用。民间制茶作坊更多，境内私茶作坊有1000多处。南唐的造纸业中心在皖南，但据《江南通志》记载，当时六合县曾设立“纸务”，今六合浮桥南一带尚呼为“纸房”。由于李煜钟好宣纸，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专门机构造澄心堂纸亦是可能的。有人从民间传说考证，宣纸中的“白鹿”品种，就是在南京制造的，这种纸即是为了纪念一位从宣城到金陵造纸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
另外，扬州，润州的金银器和铜器制造堪称典范，据传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达六尺金莲，令宫女窅娘立于莲上，缠足翩翩而舞。
商业
南唐商业出现的新特点，应当引起学界的注意。五代十国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在相对分割狭小的空间里，各国特别是南方各国国用严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视招徕商贾，经营商利，征收商税，以充军国用度，商品交换空前活跃。结果是，虽国与国间时恶时睦，民间交易却日益频繁；大运河虽然阻断，海运却发达起来。南方各国商业的活跃程度视唐代有加。各国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在江南农业和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这一功能的转换，对于我国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实质性南移，对于江苏地区提早进入较发达地域的序列，意义不可低估。
第一，杨吴和南唐的商业活动使它们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国用所需的物质条件，充实了国力，提升了政治影响力，使南唐成为能与中原抗衡并有可能统一全国的南方政权。
杨吴和南唐自然条件的多样化，带来了物产的丰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业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商茂的中心。南唐与中原划淮水为界，双方贸易活动多通过寿州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换取羊和马匹。南唐与南汉，吴越，马楚和西蜀等国之间也有交易往来，商人的足迹遍布周边国家。南唐伐闽之役，“翰林待诏臧循者，尝贾于闽，具知山川险易，为文徽陈进兵之计”。 开宝四年(971)冬，宋在荆南建造战舰，在当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发现后，“上密事，请往江陵窃烧皇朝战舰，国主惧事泄，不听，商人遁去”。(卷5，《后主书第五》) 南唐与契丹的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进行，以羊马等牲畜为主，也有军用物资如猛火油。“当时，契丹已灭掉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南唐与契丹之间的海上交往，走的应是从东海长江口北上，越过山东半岛，直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南北沿海传统海路”。(p323)
海外贸易是南唐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是重要的港口，从这里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占城，新罗，高丽，远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费品也从海外输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陈致雍的《奏番国使朝见仪状》中，提到了“占城国献驯象”；(卷873) “元宗时，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卷上) 这个海国是哪个国家，语焉不详。邹劲风认为，一些海外商人为提高自己身份，以获得更多商业利益，常自称为某国使臣，这些所谓海国进象，很有可能是当时中外民间贸易的一种形式。(p188) 从《江南余载》的记事风格来看，有一定道理。
商业活动给南唐带来了充足的社会财富，直接拉动了经济发展，《钓矶立谈》说“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丰采”，并非溢美之辞。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为在十国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方大国，不仅成为能够与中原抗衡，还有相当的实力进而实现全国的重新统一。后来的五代十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南唐国与中原的对抗史。
第二，杨吴与南唐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城市近代化的最初信息，金陵，扬州，润州等成为我国较早感受近代氛围的区域城市先驱，为我国经济重心的实质性南渐和江苏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早期基础。
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产物，金陵，扬州等江淮城市的兴起虽历史久远，但在长期发展中由于缺少突变的基因，发展速度相当缓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远远不足以推进城市的脱胎换骨。不能说南唐完成了这个使命，它的努力也远远不够，但它开始了这个蜕变，使江南城市在背负着沉重封建义务的背景下沿着近代化的道路缓缓潜行，我们不用去探讨这些城市的形成过程和城市形制，也无须去论证商品种类如何增加等常见要素，而有必要从另外特定的角度去一窥“近代化”已经在南唐萌芽的事实：
一是新型的经商场所不断出现，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趋势，延展了商业时空。唐代大城市实行坊市制，到了南唐，金陵，扬州，润州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金陵城内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区，郑文宝在《南唐近事》中曾经提及的“鸡行”，是南唐的闹市区，宋〈庆元建康续志〉说此地“自昔为繁富之地，南唐放进士榜于此”。又云，“戚氏《续志》云银行，今金陵坊银行街，物货所集。花行，今层楼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这些坊均为手工业作坊集中地，所谓银行，就是金银器加工场，花行是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随着交换量的增加，一些自发的新的经营场所开始形成。润州紧临长江，南唐有诗赞金山江面：“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卷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