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 （1900年-1992年）生于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二十世纪书坛泰斗。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鄞县沙村人。
出生于名医书香之家，幼承庭训，早习篆刻，曾就读于慈溪锦堂学校，毕业于浙东第四师范学校。1922年，沙孟海到上海担任家庭教师期间，有幸接触令他十分仰慕的康有为、吴昌硕等大师，对以后沙孟海的书法和篆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5年他任教商务印书馆图文函授社，其间，从冯君木，陈屺怀学古文学，使他学艺大进。章太炎主办的《华国月刊》，多次刊载他的金石文字。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其书法远宗汉魏，近取宋明，于钟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诸家，用力最勤，且能化古融今，形成自己;独特书风。兼擅篆、隶、行、草、楷诸书，所作榜书大字，雄浑刚健，气势磅礴。沙氏学问渊博，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
人物年表
1900年沙孟海出生于沙村，自幼爱好书法、篆刻。
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先后任宁波屠姓、蔡姓的家庭教师，又一度执教鄞县（现鄞州区）梅墟求精小学，以所入养家，资助众弟求学。
1925年赴沪进修能学社教书，后任教商务印书馆图文函授社。其间，从冯君木、陈屺怀学古文字学，从吴昌硕、马一浮等学书法篆刻，获益良多，书艺大进，章太炎主办的《华国月刊》多次刊载其金石文字，名声渐著。 1928年至1929年上半年任职浙江省政府。
1929年夏应聘任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教授。
1931年春起历任南京中央大学、教育部、交通部秘书。
1941年6月在重庆经陈布雷推荐，在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任职，从事应酬笔墨文字，业余仍坚持书学研究。1946年至1948年应蒋介石请，参与编纂《武岭蒋氏宗谱》。
1949年春躲开蒋介石等纠缠，拒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2年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组长。
1954年兼任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擘划“浙江历史文物陈列”。
1963年任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书法科教授。
1979年任西泠印社社长。尚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会长、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省文联委员等职。
1992年6月，鄞州区人民政府于东钱湖畔建沙孟海书学院。10月10日逝于杭州。
成就
但求平正
30岁以前，沙孟海先生临写的碑帖有《集王圣教序》、《郑文公碑》、《张猛龙》等。这一阶段，可称为但求平正阶段。综观沙先生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楷书作为先生书作的主要书体占据着首要地位。而其精工小楷尤甚多。这可能与先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着重要关系。
务追险绝
进入中年以后，随着学养的日渐丰厚和阅历的渐次拓展。沙孟海先生多用功地关注字的
“体势”和章法的“气势”。当然，原有精耕细作的楷书不是全然放弃，偶作楷书。譬如48岁所作《修能图书馆记》和50岁所作《叶君墓志铭》即是中年时期楷书的优秀作品，也是沙先生的得意之作。但以楷书为主的创作转向以行草为主的创作是沙孟海先生“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的艺术观念的转换之始，从以往的以“尚韵”为主的追求到对北碑一派“尚势”为主的追慕，沙先生将自己的艺术观念融于帖学与碑派的熔炉里，燃烧着，冶炼着，企冀艺术个性化的涅盘与再生。沙先生也深知，帖学与碑派是书法艺术不同类型的两种风格，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姻缘关系和千丝万缕的艺术内在的相同规律，然而毕竟尚韵崇势，各领风骚，既非互相对立，也不能相互替代。要在帖学与碑派中融化自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实非容易之事。但撷取意态挥洒的帖学和雄浑朴拙的碑派之长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古代崇碑尚帖的书法艺术家都从此中领悟到艺术的无限玄机，使自己的艺术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这一时期沙先生的作品可谓是“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时期，横跨时近四十年。概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大人相
进入19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复苏，沙孟海先生迎来了他书法艺术蓬勃向
上的春天。沙先生精神勃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书法艺术创作之中。先生说：“自从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全国形势大好，文艺得到了春天。我虽80之年，还是壮心未已，正想与中年人一道来继续上进，昌硕先生讲‘谓我何求颡有眦，八十翁犹求不已’。”这一时期，沙先生的创作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陈振濂先生在《沙孟海书法篆刻论》文中分析沙先生190年代书风特征时说：“有意为之强调气势和刻意求全的强调技巧，逐渐地为炉火纯青地信手拈来所代替。一切犹豫、彷徨和偶有小获的喜悦，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淹没。”
先生这个时期的作品，行草书和擘窠大字占据了先生鼎盛时期的主导地位。也正是行草书和擘窠大字使人们看到了有希望的当代书坛。
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先生千折百磨后的峰回路转，归于平正，一派玄机。先生的书法风格由秀逸儒雅到浑厚华滋最终归于古拙朴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绚丽多姿到夏之煊赫灿烂而人于深秋的豪迈深远最终归于冬之空旷无际。先生结字的斜画紧结，不主故常；用笔的侧锋取势，迅捷爽利，锋棱跃然；线条的浑厚朴拙，于纵横之间任其自然，令人羡叹不已。董其昌云：“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利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此语可为沙孟海先生独特书法艺术风格写照。
故事逸闻
故事逸闻一：“大雄宝殿”补题款
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1953年宝刹修葺时，浙江书法界泰斗张宗祥推举沙孟海题写的，因沙孟海善书擘窠大字。然而，1957年，当他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右派” 后，
他作为兄长，题写的匾额也不能继续存在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决定很快做出：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从匾额上抹去！于是，在“整修内部，暂停参观” 之后，万千游人面对的已是一块没有题款的“大雄宝殿”匾。好在游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游客中清楚匾额来历的也不太多，如果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这种格局也许将长远地存在。
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杭州，游了湖看了戏之后，西哈努克提出要到灵隐寺进香。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厚非，但对中国当局却无疑是一个大难题。
1966年6月红卫兵运动发起后，灵隐寺的菩萨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当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给浙江省委发了电报，指示“暂将灵隐寺封闭，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到这时，灵隐寺仍在继续封闭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绝，周恩来几经权衡，决定开放灵隐寺，让西哈努克入庙进香！
西哈努克如愿以偿，可谁也不会想到，亲王在进入大殿前会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问陪同参观的中方官员：“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中国官员吃了一惊，他没有估计到西哈努克会有这样的汉学功底。他看了看周恩来，惴惴地告诉亲王：这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已经不知何人书写了。西哈努克不再声响，似乎已经接受了“无名氏作”的观点。
但周恩来却接受不了，他知道这块匾额的书写者并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个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他找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是右派，连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连。这不是党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