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家
文人画
讲究诗情画意，”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文人画一致的追求，画中往往有题诗，诗画合璧。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郑板桥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中国传统绘画重要风格流派。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作者多属具有较深厚、较全面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称谓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并对其历史传承关系作了初步阐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
沿革
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着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早在两晋时代，一些画家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诸如王维的“画乃吾自画”思想，宗炳的“畅神”说，王维对创作中感情成分的强调，以及顾恺之的“形神”理论等等，都应看作是文人画的滥觞。
到了唐代，王维隐居辋川以后，体现着他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水墨画，具有了更鲜明的文人画特色。五代的董源、巨然在山水画创作上追求平淡天真和笔墨情韵，又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艺术规范。到了北宋，文同、苏轼、米芾等人更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为文人画广为张目，影响所及，使文人画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艺术思潮，开始从院体画与画工画中分化出来。
但文人画的鼎盛期是在元代，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厌世和逃世心理，将绘画作为个人进行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赵孟頫、柯九思强调以书入画，钱选提出“士气”说，倪瓒鼓吹“自娱”思想，更多的画家则是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史称“四君子”）作为自己的表现题材，用以标榜个人的志节情操。这样,画家的主体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创作中也就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现。延至明代，文人画已上升为画坛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到了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绘画体系。朱耷、石涛及扬州八怪突破四王的篱绊，开创了新局面。
特征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
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特征，又决定了文人画在题材选取上有趋同倾向，即山水、花鸟、尤其梅兰竹菊等成为传统的表现题材。相对来讲题材是比较狭窄的，为了克服这一局限，题款在创作中起到了深化主题、丰富意蕴的重要作用。相同的题材,通过具有不同含意的题款,可以揭示出每个画家（或同一个画家不同作品）的不同的创作用心和艺术追求。
代表人物
文人画代表人物有：魏晋南北朝：顾恺之、张僧繇
隋唐五代：吴道子、阎立本、王维、李思训、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张萱、周昉、黄荃、徐熙、韩干、薛稷
北宋：苏轼、李成、范宽、李公麟、米芾、郭熙、赵佶、张择端、李嵩、王希孟、文同、吴元瑜、崔白、易元吉、赵昌、王心鉴
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陆探微、吴炳、赵伯驹、陈容、林椿、米友仁、梁楷
元朝：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赵孟頫、夏永、赵雍、王渊、王冕、任仁发、柯九思、方从义、顾安、颜辉、刘贯道
明朝：戴进、王绂、周臣、商喜、吕纪、林良、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张宏、陈淳、徐渭、吴彬、吴伟、崔子忠、篮瑛、项圣谟、陈洪绶、陈栝、丁云鹏、曾鲸
清朝：八大山人、石涛、王时敏、邹喆、王鉴、王翚、龚贤、髡残、王原祁、吴历、弘仁、恽寿平、樊圻、谢荪、胡慥、郑板桥、金农、蒋廷锡、华喦、李鱓、邹一桂、叶欣、高岑、李方膺、汪士慎、黄慎、罗聘、任熊
当代：陈绶祥、朱新建、袁振西 、陈传席、黄锦祥、梅墨生、朱樵、伍嘉陵、徐乐乐、鲁慕迅、陈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