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年间，萧纲亲信的侍臣韦粲又被朱异排挤外放。侯景之乱爆发之前，相关事件的处置失当，与朱异颇有关系。侯景之乱爆发，叛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诛杀朱异等奸臣。据《梁书·朱异传》，侯景叛军包围台城时，城内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权，皇太子萧纲作《围城赋》直指朱异为招祸之首；又据《南史·朱异传》，萧纲作《愍乱诗》也指斥朱异误国。这一现象值得读史者深长思考。萧纲其实也是因为受父皇宠爱才被越次拜为皇太子的，贵为王储，仍要身受一位权臣几十年的挤压，直至国家灭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愤怒。可见君主专制政体的严重弊端。
文化背景
自东晋南迁以来，汉族政权偏安江左，历代虽间或有奋发有为的君主，但大多数帝王贵族都安于逸乐，纵情声色。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便往往以浮艳的辞句来表现空虚放荡的内容。萧纲在蕃及做太子时期，写作了大量这类题材的诗。当时的属官徐□、庾肩吾等又推波助澜，文学侍从之臣竞相仿作，形成“宫体诗”的流派。今存萧纲作品中，象描写女性声容情态的《咏内人昼眠》、《咏舞》、《美人晨妆》等，都属于这一类。
当时文人创作，已有不少以边塞为主题的乐府诗，萧纲也有一些这类作品，
如《从军行》、《陇西行》、《雁门太守行》、《度关山》等，在某些写作技巧上，开了唐人边塞诗的先河。他的咏物诗，写得也还轻巧，虽然轻细不足道，但这样的题材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
齐梁时代，虽然整个社会更替迭代、动荡不宁，但是南朝偏安江左，有比北朝安定的社会环境，农业、手工业发展，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稠密的商业都市，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基础上，南朝君臣日益荒淫腐朽，耽于酒色。帝王荒淫放荡的生活为宫体诗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生活基础。同时，文笔说和声律论的产生，使文学和诗歌形式趋于独立，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觉更为解放的时期。诗人和诗歌作品大量产生。
齐梁时期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方式大体一致。从现存诗歌来看，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居多，而且争胜斗艳的色彩较为浓重。由于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他们的视野大多停留在皇宫苑囿、帝王府第或藩镇使府之内，因而诗歌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学集团内部的诗歌创作很少有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因而这种创作方式带来的结果，便是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的大体一致，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这也是那个时代难以产生大诗人的一个根本原因。
至齐、梁之世，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影响更是深刻。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显著者，主要有三大文学集团：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梁代萧衍、萧统文学集团，萧纲文学集团。
史诗背景
作为宫体诗的主要倡导者，萧纲的文学观念，是在他的文学生涯中逐步建构完成的。
熏陶下成长
萧纲六岁能属文，七岁有“诗癖”，是一位早慧的文学少年。
但是，萧纲不同于普通的贵族少年，因为是皇帝之子，他的文学趣味和他的生活一样，从年幼出阁时期开始，就与众多的幕僚联系在一起。七岁的这一年，晋安王萧纲正式出宫，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开王府，选幕僚。
晋安王府的文学侍从之臣的代表人物是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
晋安王侍读徐摛，堪称萧纲诗歌与文学的启蒙老师。《梁书》卷三《徐摛传》曰：“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为侍读。”
徐摛与宫体文学的关系，亦见于本传：“（徐）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段故事发生在萧纲初入东宫时。萧纲从七岁开始，文学上接受的就是徐摛的培养；到萧纲二十九岁宫体诗出名时，徐摛仍被认为是宫体诗的老师。由此可见徐摛对萧纲及萧纲文学集团的影响。
与徐摛齐名被后代论者称为“大徐庾”的庾肩吾，按照《梁书》的观点，是萧纲文学集团的代表人物。《梁书》对萧纲文学集团文学成就与地位的论述，集中论述于《梁书·文学·庾肩吾传》。《梁书·文学传》本传记载庾肩吾，“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自是每王徙镇，肩吾常随府。”晋安王萧纲初为宣惠将军在天监十二年（513），庾肩吾于这年迁宣惠府行参军，可知他入萧纲幕府还在天监十二年之前。按照笔者对萧纲、萧绎及其幕府的研究，府僚父子、兄弟同入一幕的现象特别多。庾肩吾兄庾于陵于天监九年出任晋安王长史，疑肩吾随兄同入王府，“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亦在天监九年，萧纲时年八岁。从此，庾肩吾亦跟随萧纲几十年。对萧纲文学趣味的影响可想而知。
萧纲早年的文学侍从之臣当中，张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据《梁书》卷三三本传记载，张率天监八年初入幕府，此后随府迁转，“在府十年，恩礼甚笃。”张率在府实际上是九年，天监八年至十六年，从萧纲七岁至十五岁，对于一个文学少年的成长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张率工于诗赋创作，有名于史，天监初年，颇受梁武帝赏识。曾经受敕撰集妇人事百余卷，令人缮写，以供给后宫阅读。张率的这一经验，究竟是否对萧纲后来倡导写作宫体诗的行为有影响，也是一个有趣的论题。按照萧纲后来在《与湘东王书》中的评价，他认为张率（按：张率字士简）的赋是第一流的。
彭城安上里刘氏是当时一个显赫的文学家族，刘孺、刘遵兄弟，刘孝仪、刘孝威兄弟都曾入萧纲晋安王幕府。《梁书》卷四一本传曰：“（刘）遵自随藩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同时莫及。”刘遵至晚在天监十三年（514）即萧纲十二岁这年入幕，至大同元年（535）卒官为止，在府二十多年。无疑也是见证过宫体文学理想孕育成长过程的重要人物。
此外，陆罩的事迹别详本文下文。其他出入晋安王幕府的文学侍从之臣，还有几十甚至上百人。总而言之，七岁至十四岁期间，围绕在文学少年萧纲周围的是他的晋安王府的众府僚，萧纲在他们的熏陶与培育下成长；文学史上的一代领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他们塑造出来的。
文学意识
生平事迹
萧纲七岁出宫，七至十一岁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岁出远藩，先后担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此前只是个儿童少年，若说他已经具备系统的文学理想，不免夸大其词，最多只能说具有一定的趣味倾向。经排比萧纲生平事迹，笔者认为，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间，萧纲返回京城的这段时间，对于萧纲文学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十五至十八岁，通常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这段时间内扬州文坛的风气以及一系列事件，对萧纲的影响值得仔细分析。
众所周知，萧梁政权是自萧齐政权禅让而来的，梁初的文学也与齐代文学一脉相承。对齐梁时代的文人而言，宋代诗人谢灵运名气极大，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近代文学的第一座大山。有趣的是，谢灵运诗歌的缺点明显，亦人人看在眼里。已故齐代诗人谢朓的成就，当时已得到普遍认可。
活到梁初的著名诗人当中，江淹（444—505）于天监四年去世，但是，“江郎才尽”，江淹的文学成就在他生前已经是昨日黄花，影响力有限。
沈约（441—513）稳坐文坛的第一把交椅，早在齐永明年间，沈约已经在所撰《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将发明诗歌声律的功劳揽到自己的名下，沈约的诗风属于永明体。
若就在梁初文坛的影响力而言，任昉（460—508）或许比沈约还要大。任昉文名盛于齐梁间，与沈约齐名，当时号“任笔沈诗”。但是，当时文、笔有所区分，诗赋是文学世界的“上等公民”，任昉对自己没有诗名引以为恨，晚年倾力作诗。昉因博学，诗歌用事成癖，后进受此影响，文章殆同书抄，竟成一时风气。天监年间刘孝标编《类苑》、梁武帝敕编《华林遍略》，编撰类事之书的竞争，虽然未必是任昉诗风的直接影响使然，但是，属文煊博的需要，一时风会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