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梁初十来年间的文坛风气，任昉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沈约次之。当时京城士子写作诗歌，用典的风气、讲究声律的风气，都比较盛。
三体
任昉于天监七年、沈约于天监十二年相继去世之后，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517—520），十五至十八岁的萧纲返回并留在京城任职，正赶上文坛对天监初年诗风进行总结与回顾的时期。真正是个历史的巧合。天监十一年表上的萧子显所著《南齐书》的《文学传论》，
可以想见萧纲必然是看到的。该论综述“今之文章”分为三体，一则出于谢灵运；二则出于傅咸、应璩；三则出于鲍照。这三派文风，在梁初诗坛均有相应者，一则谢灵运体，二则受任昉影响者，三则受沈约影响者。子显对文章三派都有所批评，并提出三派之外的理想的文学。从时隔十年之后萧纲对萧子显的激赏，以及《与湘东王书》与《南齐书·文学传论》类似的立论倾向来看，萧子显对梁初诗坛的分析批判，必然曾经打动青年萧纲的心。并且萧纲后来明目张胆倡导宫体诗，与《南齐书·文学传论》所揭发的“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文学史逻辑的启示可能也有关系。
诗品
成书在天监十三至十六年前后的论诗名著锺嵘《诗品》对诗歌用事及声律说的猛烈抨击，也是众所周知。天监十七年萧纲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锺嵘曾经任西中郎晋安王记室，是萧纲的幕僚。这时，新撰成的《诗品》以及锺嵘对齐梁文学的分析、品评，萧纲更加不可能不了解。
这里录《诗品》中品任昉、沈约二则评语：
“彦升（按：任昉字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观休文（按：沈约字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王融）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云），意浅于江（淹）也。”
这里，一代文宗都成了任人评说的对象，任昉博学用典，文体渊雅，但是，动辄用事，诗不得奇，末流则文章殆同书抄了。沈约的成就虽为一代之选，但是，效法鲍照，长于清怨，虽为闾里少年所重，然于雅丽有所不足。萧纲在《南齐书·文学传论》、《诗品》之类对近代文学分析与批判的风气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趋向与观念。
藩府文风
普通二年至中大通二年共十年的时间内，萧纲先后出任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扬州刺史。其中，雍州七年，为时最久，对于萧纲及其文学集团的活动来说，也最重要。虽然萧纲自幼即是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的中心人物，但是，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核心和领袖人物，大概是从普通二年（521）十九岁的萧纲再度自京城扬州出为外藩时期开始的。
普通二年（521年）至普通四年共二年多南徐州刺史任内，萧纲与陶弘景、何胤这样的在野的重要人物均有交往；他与幕僚之间则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游览唱和的诗歌活动可考。萧纲《往虎窟山寺诗》，治中王冏、记室参军陆罩、前臣刑狱参军孔焘、州民前吏刑狱参军王台卿、西曹书佐鲍至有应和之作。据鲍至和诗“年还节已仲，野绿气方韶”句，可知时令在仲春。则为普通三年或四年二月。
自普通四年（523）至中大通二年（530）约七年多的雍州刺史任期，对于萧纲的政治军事文学生涯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历练。《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叙述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及其历史地位，大约即就雍府至东宫时期而言：“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
按：《梁书》此节所述诸人名，“陆杲”应为陆罩。陆罩在雍藩，颇得晋安王器重。足与徐、庾、三刘并驾齐驱。《南史》卷四八《陆杲传》附子罩传：“罩字洞元，少笃学，多所该览，善属文。简文居藩，为记室参军，撰帝集序。稍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礼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
《南史》卷五《庾肩吾传》：“（肩吾）在雍州，被（晋安王）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
萧纲在雍州，有下令幕府赋诗的记载可考。《三日赋诗教》：“二府州纲纪：今气序韶明，风云调谧，岂直洛格嘉宴，金谷可游，景落兴遒，舞雩斯在，咸可赋诗。”教称“二府州纲纪”云云，“二府”指将军府、宁蛮府，自是在雍州时的称呼。因此可知该命令作于雍州。
萧纲的文集，如前揭《南史·陆杲传》所述，由陆罩编撰。该文集八十五卷，编成于大通元年（527）的雍州府。《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类：“《梁简文帝集》八十五卷，陆罩撰，并录。”文集编成之际，萧纲将文集示张缵，张缵有书谢示集，萧纲遂又有《答张缵谢示集书》之作。这篇文章的写作原由与行文方式，都有点依仿历史上曹植将所作文章示杨修并作《与杨德祖书》故事。二书分别都是作于曹植、萧纲二十五岁之年。所以，如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一样，萧纲的这篇《答张缵谢示集书》其实是对生平创作的一篇总结性论述。书曰：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着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旦睛，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这篇文章“罪在不赦”之前的部分，认为文章的地位天经地义，批评扬雄、曹植鄙薄文学的观点。“至如春庭落景”以下的一节，自述自己的写作，春风秋雨、浮云明月，是自然季节与物色的感激；宾驾宴集、边塞征戍，则因事抒情。如果要将这段论述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作一立场的定位，从积极的方面可以看到，高度重视文学的价值；从消极的方面看，萧纲的写作与风景、游宴、心情直接相关，所谓“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显然反对为文造情，与文学的“古典主义”最不相干。
雍府时期，徐陵、庾信先后加入晋安王幕，对于萧纲文学集团来说，堪称一项重大事件。徐陵入晋安王幕，时在普通四年（523），徐陵年十七岁。时陵父摛为晋安王咨议参军。大通元年（527），庾信年十五，随父肩吾入晋安王幕府，释褐为国常侍。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均父子共事晋安王萧纲。作为萧纲文学集团的后进，徐陵、庾信以卓越的文学成就，将宫体文学的理想发扬光大，后来成为彪炳文学史的巨擘。直至唐天宝十二载（753），论者举文词华丽，仍以“徐庾”为首。《通鉴》记载，唐前进士刘乃上书中书舍人，批评当时以文词取士的制度，曰：“借使周公、孔子今处铨廷，考其辞华，则不及徐、庾。”元胡三省曰：“徐陵、庾信，唐正元（按：贞元）、大历以前，皆尚其文。”得其实也。
个人成就
文学
处于梁代后期的萧纲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最为繁荣，其影响亦更深远。开创了划时代的宫体文学，为宫体诗的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对于宫体，这里作一些辨析。所谓宫体，其实可以有狭义、广义两种使用与理解。狭义的宫体是“《玉台新咏》体”，即写美人与艳情的那种诗，这也是中大通三年宫体开始出名时的本义。鉴于狭义的宫体并不能概括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广之，用广义的宫体文学的概念，来作萧纲文学集团所倡导的诗歌风格体貌特征的总称名。萧纲时代的广义的宫体文学，是对永明体的整合与发展，形成为律体建构史上的关键阶段。萧纲文学集团的成就，以及萧纲的文学论述所反映的文学理想，总地说属于广义的宫体。并不限于狭义的“《玉台新咏》体”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