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沂孙（1812或1813——1881），清代书法家。字子舆，一作子与，号泳春，晚号濠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举人，官至凤阳知府。工钟鼎、石鼓、篆杨沂孙、隶与邓石如颉颃。气魄不及，而丰神过之。偶刻印，亦彬雅迈伦。
工篆书，融会大、小篆。篆法精纯，学力深厚。自唐李阳冰之后，无能有继承者，孙氏以篆书著称于世，行书较罕见，但也写得很好。邓石如、杨沂孙以其独特风格的篆书方法，令人一新耳目，使这种已失去实用价值的文字以其独特的美感，在书法艺术园地中重放光彩，其功不可泯。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评其篆书：“濠叟篆书，功力甚勤，规矩并备，所乏者韵耳。”传世书迹较多。《赠少卿尊兄七言联》，纸本墨迹，行书。七言联1则。凡上联下联正文14字，款10字，刊于日本《明清书道图说》。此行书联，以颜、柳之楷为体，又取各家之长，使圆浑之劲，用藏锋之功，寓巧于拙，借古于今，创造出自家的风格。由于他书法的功力深厚，字迹笔划劲利，布局法度谨严，且有疏朗开阔、遒婉俊逸的华采。这是杨氏此作的主要特点。此联中的小字落款，也十分得体，笔势流畅、洒脱，字的大小与整幅字配合得很是协调，给整个作品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人物生平
杨沂孙书名虽高，但其身后的生平资料却很少。《清史稿·邓石如传》后附有百多字的简传，后采研究评介杨沂孙者多依此。兹引录全文：“杨沂孙，字泳春，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安徽凤阳知府。父忧归，遂不出，自号濠叟。少学于李兆洛，治周秦诸子，耽书法，尤致力于篆籀。著《文字解说问伪》，欲补苴段玉裁、王筠所未备。又考上古史籀、李斯，折衷于许慎，作《在昔篇》。篆隶宗石如而多自得。尝曰：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光绪七年即公元一八八一年。以此上推生年为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此外，据一些散见的信札、诗稿等材料，还可以稍作一点补充：在一封致好友元徵，请其为父亲撰写墓志铭的信中，杨沂孙谈到了他的父亲“著有《凤麓萆堂诗稿》，抒写性灵，于放翁为近。书法融化欧、赵为一。尤精小揩，至老不衰”。又谓“其遭世变，所论时事及立身制行之宜，不涉高远奇异，必归于和平中正”。从中可以了解杨沂孙少年时家庭的氛围和秉性传承。沂孙“父忧归，遂不出”，辞官而专于学术与书艺，也与父亲的秉性相近。
杨沂孙书法
杨沂孙早年求学于常州，师从著名学者李兆洛。李曾做过一任知县，辞官后主持江阴暨阳书院几二十年。学问涉猎很广，长于训诂考据，铸造过天文仪器，著作中还有地理方面的书籍。他“论学不分汉宋，以心得为主，归于致用”。魏源称其为“近代通儒”。杨沂孙从李所学，主要在于诸子和小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杨沂孙中举后，，任安徽凤阳知府，后以丁父忧去官。曾经营农商，家业大约因太平天国战乱而中落。此后便经常往来于家乡常熟和安徽皖城（今潜山县）之间，以笔墨自给。常熟的赵宗德（价人）、宗建（次侯）兄弟，在城北有一处园林“半亩园”，环境十分幽美。园中有一座旧山楼，收藏古籍、书画、碑帖数万卷，是常熟文化名流经常聚会之地。杨沂孙、泗孙兄弟与赵氏兄弟交厚，是半亩园的常客。赏花饮酒之余，自然有诗作。此外，常在半亩园聚会，亦与杨氏兄弟过往密切的，如秀水（今嘉兴）杨象济、金匮《无锡》华翼纶，常熟本地则有庞钟璐、吴鸿纶等。画家杨象济字利叔，号啸溪，是杨沂孙同治元年在上海结识的旧友。书画俱古雅，尤长于画佛像。更奇的是好龟成癖，请杨沂孙颜其居曰“龟巢”，自号“老龟”。华翼纶，字赞卿，号篷秋。精鉴别，富收藏，山水画师法王原祁，著有《画说》。庞钟璐后来则仕途显达，官做到工部、刑部尚书。同治十一年八月，时在京任太仆寺卿的内阁学士翁同稣，以丁母忧回家乡常熟守制。赵次侯在半亩园安排了一次颇具规模的雅集，邀请了常熟的许多名流。沂孙、泗兄弟亦予座。席间鉴赏金石碑帖，畅论书画之艺，杨沂孙与翁同稣也相互交换了关于汉唐碑刻的看法。大约六十岁以后的数年，杨沂孙主要在皖城，以卖字为生计。此时书名已著，生活并不成问题，但却也并不愿以书迎合世好，邀宠谋利。身在异乡，一种落寞之感，心情也并不愉快。对终日卖字，如书吏般的生活，常常感到十分厌倦。每起思乡之念。家乡的朋友也希望他回去，但一者皖城已经有了一些赖以生存的基础，另外，家乡似乎也有一些家事上的烦恼，因而犹豫，最终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缘至自当归，迟速任如如”。
学篆经历
杨沂孙青年时代即爱好篆书。在常州读书时还结识了好几位“毗陵前辈”。如经学家、亦是“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字皋文），惠言的弟弟张琦，长于书印的吴育（字山子）等。这几位都是乾隆时著名篆书家邓石如的热心推崇者。杨沂孙的老师李兆洛（字申耆），更与邓氏父子交往密切。张惠言曾从邓石如学篆，吴育则与邓的弟子包世臣为至交。所以，耳濡目染之间，杨沂孙早已对邓心存景仰。他有一篇《跋邓山民楹帖》，充分表达了对邓石如的推崇和心折。不但对其书法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且从这一篇短文中，可以窥见杨沂孙学篆书也是自邓入手，进而形成自己的书风：“余年二十知好山民书，盖于毗陵先辈习闻诸论，又私喜习篆，故知之独早。其时吾苏无人称之者。道光丙午，山民子守之来虞，益得见其墨迹而识篆隶门径。及官新安，得山民书近八十幅，四体俱备，庚申八月之变尽失之矣。” “余初知山民，以吾邑翁竹君，后益服膺。恒思多聚山民各体书。及官新安而果如夙愿。然不久而尽失之，意常忽忽，以为大憾。私论山民书当为本朝第一，唯刘文清可颉颃。而篆隶两体刘皆无之，又在布衣，故为独绝也。”
杨沂孙书法
杨沂孙认为邓石如清代“第一”，甚至超过当时书名极高的刘墉。不过，杨沂孙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邓石如的模仿与学习。在篆书方面，他比邓的弟子和追随者们视野更为开阔，最终能脱出风靡一时的“邓派”书风，超越于同代的书家。杨沂孙篆书艺术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显然与其文字学研究有关。他曾用韵文写过一篇《在昔篇》，作于去世的前一年。在此文中，他概括了清代嘉、道以来金石学者的重要成就。当然，从中也表达了他自己对篆学的认识与观点：：“我朝太文，硕儒蔚起。沿流溯源，参同就异。段君铿铿，首阐精谊。江、钱、严、桂，各树一帜。贯山继之，会通神旨。为许诤臣，献可谮不。既定句读，当审释例。渊乎粹乎，辩矣博矣。其时善书，张、邓并时。皋文博雅，完白宏肆。规模秦汉，周秦孔思、灵秀所钟，超徐迈李。衍其脉者，有朔山子。圣俞夫渠，攘之最似。篆德之衰，将三千岁。嘉、道之朝，诸贤竟采。” 杨沂孙认为，清代文字学在其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较前代有重要拓展。他充分肯定了段玉裁、江声、钱大昕、严可均、桂馥等学者的重要贡献。对于当代的篆书家，他推服张惠言（皋文）与邓石如（完白），认为他们的篆书能与三代、秦汉的思想情感相沟通。他还对三千年来篆书衰退的原因作了探究：“秦皇蔑古，李斯献媚。小篆肇兴，籀书乃废。但尚圆匀日臻茂美。古意渐漓，真形无几。”秦始皇与李斯以小篆统一天下文字，籀书、古文因而废止。就实用文字的角度而言，小篆被规范划一后，更加圆匀整齐，就文字的实用性而言，的确是更加方便。但从书法审美角度看，其与篆籀的古意相去却更远了。那么，怎样才能超越已经“真形无几”的小篆，重新振兴篆书呢，那就必须上朔于三代鼎彝上的古文字，也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金文：“不从其朔，焉喻厥旨。维此吉金，亘古弗敝。得而玩之，商周如对。以证许书，悉其原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