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所封的诸侯国是很多的，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苟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吕氏春秋·观世》又说：“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由此可见当时的封国是很多的，这些封国主要是周人的同姓，亲属和异姓有功之臣，以及古代帝王之后。同姓诸侯之诸侯是周公摄政后分封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管、蔡、廊、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邦、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当时的同姓分封远不止此，肯定要比这要多的多。另外，异姓主要是周人的亲戚或被征服归降的首领，还有如武王灭纣之时，“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等等(《史记·周本纪》)。
周的这种分封制既有血缘关系，也有政治关系，而后者是第一位的，这与纯血缘关系不同，应是周人的一种革新和进步。具体目的是为了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一级层层加强统治，明确上下，尊卑的臣属关系，不得逾越，形成了天子的绝对权威，各封国之君对周天子都要尽纳贡、朝见、出兵和救助王畿所发生的灾难等义务，各诸侯国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又不能完全自主，周天于是总统帅。正像《诗·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由上而下的分封，较夏、商二代来说，一个统一的中国更为巩固，统一的文化更为发展，专制王权更加集中，这不能不说是周政治的一种跃进，而这种进步正是由这种分封制的变革实施带来的。
“礼”的定型
周公摄政后，除广泛实行分封宗法制外，同时在“制礼作乐”方面更为定型，为巩固分封制和西周统治阶级已取得的权利和地位，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规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这种具有等级性的各项制度的总和即称为“礼”。“礼”与“仪”，“礼”与“乐”往往连用，所以亦称“礼仪”，“礼乐”如《诗·楚茨》：“礼仪卒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礼乐，德则也。”这里的“则”就是法则、制度。也就是说在一切生活中的行动必须按规定的礼节和仪式去作，不能超越“礼”所规定的范围，否则就是“僭礼”，要受到社会所唾弃的。它往往与刑、政并列，《礼记·乐记》云：“礼、乐、政、刑，其极一也。”它表现在婚丧、祭祀、朝聘、盟会等一系列活动上，都要按规定的“礼仪”办事，等级不同的阶层所享受的“礼乐”待遇也是不同的，其实质意义是为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工具，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即庶民是享受不到这些“礼乐”待遇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正是这种“礼乐”制度实质的描绘。如服命礼制规定：“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也，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胝(视也)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胝其命之■；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车旗、衣服■，仪各眠其命之数。”(见《周礼·春宫·典命》)
总之，礼的名目繁多，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札记·礼器》)都是奴隶主阶级的特权利益的反映，是奴隶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体现。
“乐”的形成
所谓“乐”，就是音乐，但又不是单纯的娱乐之乐，同样是当时的思想统治工具之一，亦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声，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同时“乐”与“礼”一样，也是不下庶人的，只能是统治阶级所享有，并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有“乐”，规定：“大夫无故(谓灾患丧病)不彻悬(悬即乐器钟磬之属)，士无故不彻琴瑟。”(见《礼记，曲礼下》)这里的彻“就是去掉的意思，这说明平常要经常演奏乐器。
同时天子，诸侯等各级用乐都不同，堂上堂下之乐也有别，如用编钟数就各有差异，(周礼·春宫·小胥》说：“正乐县(悬)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注：宫县，四面县，轩县去其一面：判县，又去其一面；特县又去其一面。”这说明天子所用编钟可在四面悬挂，其余阶层按级差去其面数。
尽管“礼乐”是当时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政治工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从客观分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起到了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对促进有关手工业的发展，如制玉工艺、制铜工艺、纺织工艺等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000年来出土的大量的考古实物已说明了这点。大批编钟的问世，为研究当时的音乐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充分说明我国西周时期的乐舞文化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可以说西周的“礼乐”制度，为今后中国的封建礼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千年不变的模式。
孝与德伦理观的提出
“孝”与“德”的伦理观念，是从分封宗法制的需要提出来的，是为巩固分封宗法制度为目的的。殷人是十分迷信的，作任何事都要占卜请示神灵，而周人就不同了，虽然也讲天命，但周人把天神与祖先分离开了，这是一种创新，到西周后期甚至公开怀疑天神了，看到了人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周人总结了夏、商、周三代人事更迭的经验教训，认为周取代殷，商取代夏，是由于“天命”决定那些昏君要让位，真主要继承的规律，由天命转移到人事的结果，这说明周人已看到了人的能动作用，尽管这种人的能动作用没有脱离“天命”。
孝与德伦理观的体现
正因为如此，周人在探索人事怎样才能制约天命的问题时，除掉前面讲的分封宗法制、礼乐等一系列规定外，为保证这些制度的顺利实施，周人提出了“孝”与“德”的伦理思想。
周公在《康诰》、《君爽》、《酒诰》等训教中，多次强调对天不能全信，要看到人的作用，不要太迷信天命。《尚书·康诰》说：“天畏(威)裴(非)忱(诚)，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又说：“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这是周公告诫卫康叔不要迷信天畏即天命，要注意“民情”，即使对殷人也要慎罚。周公和召公的谈话中专门就如何对待天命和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尚书·君爽)中说：“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畏，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丕)易，天难湛 (沈)，乃其坠命。”“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五德延，天不降庸释于文王受命。”这说明周公己提出了天命怀疑说，看到了“人”的能动作用，特别是下民的作用。夏杰、殷纣王之所以灭亡，不光是天命，而“民情”起了作用，所以要保持周王朝的统治，周公已看到了这点。
又如他在《酒诰》中也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威，自我民明威。”这里的“民监”、“民聪”、“民威”等都说明周公为什么要怀疑天命呢，正因为人民的力量能使国家兴亡，“天聪明”、“天明畏”都来源于“民聪明”、“民明威”。这是历史的教训，故周公谆谆教育其子孙要牢记这个教训，要重视民意。
周人把重民意高于重天命，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思想解放和突飞，也是周人提出“敬德”、“明德”、“民彝”、“孝悌”的理论指导原则，只有对民实行“敬德”、“明德”、“孝悌”的教育，才能维护统治权益，才能不违背天命。也就是说按照“德”和“孝”来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的人民，社会就能稳定，江山就可延年，否则就会像夏、殷那样伤失天命，导致王朝的灭亡。他在《康诰》中主张“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在(召诰》中说夏所以灭亡，殷所以灭亡，其原因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之所以能灭殷，原因在文王懿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