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在西周金文中屡见,(说文解字》云:“德,升也,从彳,惠声,多则切”。从字的各部组成看,从直(值)从心,就是把心思放端正、正直。而周公提倡的“敬德”、“明德”,一方面指统治阶级要好好修养自己,要严格区分德与刑的关系,要“明德慎罚”,要进行
教育,提倡孝友、勤劳、慎刑、无逸、戒酒等,从而达到“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目的,起到治理国家教育人民的作用。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求所有的人遵守“民彝”,即遵守一般的常规。”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丞民》),“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尚书·君爽》)周原出土的史墙盘铭中也评述“文王懿德”的事迹。而这种“民彝”即常规教育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要教育人民孝顺其父母、祖先,不要作“不孝不友”的事,《尚书·酒诰》说:“妹上,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在(康诰》中又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其子。子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不赦。”这些话的意思就是教育民众好好劳动,耕种、作生意的人要认真经商,孝敬父母,不要作“父不慈,子不祀,兄不友,弟不恭”(《左传)僖三十三年)的事,要作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诗·大雅·下武》)。
“孝’的观念对周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道德观念,特别重视对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诗经·大雅·下武》是歌颂武王尽孝的诗篇,《同书·既醉)是赞美贵族世世代代尽孝子之责,《同书·蓼莪》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纯歌颂孝子之作。
由上叙述,足见周人所提倡的“德”,要求人们办事得当适宜,心思端正,其内容包括敬德、慎罚、敬天、孝祖、保民等等。在处理政事时要根据“德”的要求,处处明察,实行宽 厚政策,周人之所以取代殷人受命,建立了周国,周公认为根本原因是周文王“明德慎罚” ,是修德的结果,武王极力效法文王,实行大德,受到人民欢心,取代了殷位,这是天意,所以德的意义非常广泛。
“和”理念的雏形
周文化就是三千多年前周人自古公亶父迁岐,中经季历、文王,到武王和周公等"岐周先圣",在西岐周原这块土地上,以"德治仁政"为核心,以创立和谐、发展壮大为目标,进而推翻殷商而形成的周文化。它是孔子儒家学说产生的直接思想渊源,是以孔孟及整个儒家学派极为推崇和称道的理想与楷模。没有博大精深的岐周文化,就没有后世的儒家文化。弄清岐周和谐文化的形成,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文化根植于古代的农耕文化,周人是以农耕文明而著称于世的。周太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太王当时所居豳地,虽然处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但仍能复修后稷、公刘之业,也就是推行公刘的"务耕种,行地宜",发展农业生产,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在荒洪的上古时代,以农立邦这是周人的创举,周部族必然和谐、兴盛、强大,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周太王是谙熟这一点的。再加上他"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开了周人"德"、"义"等和谐思想的先河,为岐周和谐文化的初步形成打下了基础。
大约到公元前十二世纪,周太王率领周人进行了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迁徙,即古公迁岐。《诗经·大雅·绵》中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里只字未提本次迁徙的原因,为后来的史学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疑惑。到战国末年大儒孟子,他在《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太王面对狄人的进攻,事之皮币、犬马和珠玉,都不得免焉。乃告曰:"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说太王是仁人,是可信的,太王在豳地的"德"和"义"的思想,在儒家看来已经发展成为"仁",目的是为了构建一种和谐的局面,否则,周人以后的历史难以想象。到了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对此说得更全面、更完整。司马迁认为,太王本是仁人,"国人皆戴之";在太王面对戎狄进攻的态度上,他与孟子的说法实质上是相同的;在迁岐路线上更具体了,归之者既有豳人,也有"旁国"之人。总之,司马迁笔下太王"仁人"的形象更完整了,从而影响了后世许多代人。
古公迁岐的历史意义在于:"后稷之孙,实惟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虽然岐下周原是太王看准的落脚点,但这里并非世外桃源,长期以来是炎帝后裔姜戎之地,因此太王要在岐下站住脚,必须和姜姓世族建立和谐关系。于是,古公亶父一到岐下,就同当地大族姜女结婚,即"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一同察看建造宫室的位置,揭开了姬姜联盟的第一页。有史家统计,从此以后到西周王朝终,几乎每隔一代就有一个周王同姜姓联姻,为周族的发展和西周王朝的兴盛起了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可见,正是由于周太王的"积德行义"和"仁人"之举,建立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使周人在岐下周原立足、发展壮大,为岐周和谐文化的真正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记载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史记·周本纪》)。可见,季历继续施行先王仁政,附近的部落相率归附,使周邦更加强盛。商王感到威胁和恐惧,遂借故杀死季历。季历被杀后,儿子姬昌继位,是为西伯,文王开始暗中准备"翦商"大计,但与商王朝仍然保持表面上的臣属关系,"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具体体现
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周文王继承先辈以农为本的富民强国之策,利用岐周和谐的自然环境,倡导民众发展农业生产,甚至本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怀保小民","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日","不敢盘于游田"等等,因而使膴膴周原,堇荼如饴,百姓衣食丰足,国泰民安,奠定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坚持以德治国的方针,广施仁义,积善累德,敬老慈少,使岐周大地政通人和,民风淳朴,物阜民康,万民归心。文王治理下的西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画地为牢等都成为千古美谈。许多诸侯国甚至殷商的大臣也纷纷前来归附,使西岐周邦政治势力越来越强,最后伐纣灭商成为必然趋势。第三,不拘一格,广纳贤才。周文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纳贤之君,他礼贤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还有文王曲身聘子牙,更是千年传颂,妇孺皆知。实际上,这都是周文王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做的努力。这样,充分调动和发挥了人才的作用,使西岐周邦人才济济,在伐纣灭商战争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此看出,岐周圣贤亲民好德、实行仁政、构建和谐的优良传统,既是岐周先王世代传承下来的,也是在与殷商暴政斗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到周文王时期日趋成熟,收效甚大。后世儒家津津乐道的一些史实就很能说明问题:"虞芮之君争田,久而不平,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如周决平。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吾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只取辱耳!'遂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之,归者四十余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