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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县政权具有不可克服的弊端，那就是县政权实行的是“人治”政治。这就决定了县官为政只对君主及县官的上司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于是“国家的目的就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３０２页）。其次，县官权力高度集中，也导致属下的不负责任。县官属僚权微位低，丧失责任心，严重扰乱县政管理。
从整个封建官僚系统来看，县官权力太小，表现为职、权、责不统一，影响其职责的完成。理想的政制应是官员的职、权、责相关联。在其位者必有其权，有其权者必负其责。县官在地方长官中权力最小，正如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所言“在所有的官员中，州县官拥有最小的权力”，大多数行政事务县官必须请示上司并取得同意，县官很少有灵活处理县政的权力。在其位而无其权，必然影响县官履行职责，“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顾炎武《日知录》卷９）。值得注意的是，县官行使权力还常常受到上司身边各种人员的干扰和牵制。
最后，古代县政权本质上是维护君权的长治久安，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我国古代县官的职责“其要有三：曰息讼，薄赋，兴教而已”（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下），说明县政权作用的局限。
